《晚年周扬》顾骧著 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
如何评价周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书在历史回忆中严格遵循实证精神，并没有像许多流行的回忆录、历史传记那样用文学想像来弥补、穿插历史事实。作者在跋中写道：“纪实型文字贵在真实。求真，求信。我信服胡适之先生所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像以第三人称写小说那样，全知全能，也不交代一句材料的来源，或是以想象、推论作立论的根据，我办不到。”
《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在会上宣读过之后，是胡乔木代胡耀邦向周扬传达过不许发表的意见，还是胡乔木在周扬文章发表之后修改事实、借别人的话来批评？核对这一事实的时候，周扬和胡乔木就有激烈争吵；后来的各种回忆录更有不同说法。本书作者不仅引证了周扬本人“给胡乔木、邓力群、胡耀邦的信”，还引证了在场人的回忆录、引证了在场人贺敬之在中宣部所作的传达材料，这些原始材料都表明胡乔木在最初约见周扬的时候并没有说自己是受胡耀邦之托，也没有说过不许发表的意见。这样，事实真相就令人信服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了。这本书还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澄清了一些的谬测，澄清了《周扬文集》未收《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是周扬“欲盖弥彰”、是周扬家属干涉等误传。无怪乎于光远在序中说：“顾骧的这本《晚年周扬》，我认为是研究周扬晚年必须利用的著作。像这样真实、具体、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除顾骧外，今天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提供。”
周扬复出后倡导“文艺自由”、“学派自由”，提出“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见解，倡导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晚年周扬’的概念，就他的经历概括地说，就是‘文革’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使他郁郁而死。”（于光远序）本书把周扬晚年的理论贡献和周扬晚年的个人遭际放在新时期思想发展的历史趋势中进行评价，在价值尺度上坚持历史性与当代性相结合的标准，这样，既做到了历史评价的公正性，又达到了历史反思的思想深度。
尽管对人物言行的叙述中，也寓含对个人道德品质的褒贬评价，但是顾骧主要并不是从伦理善恶的角度，而主要是在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审度周扬与其同时代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作者确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这一历史理性，在这一价值尺度上，把周扬与其同时代人进行横向对照，这样，人物在历史潮流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就一目了然了。人物的历史是非，作者不仅通过引证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多次讲话来表达，还通过引证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成员的自发来信来表达。也就是说，作者对历史潮流走向的把握，还十分看重民心民意所代表的文化尺度。
回溯这一段历史公案，顾骧显然“并非仅仅为了争个谁是谁非”，而是在此基础上引向对民族未来的忧思。他总结说“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势所必至的一场遭遇战，还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我们已经迈进了新的世纪，上个世纪80年代那桩文坛公案究竟是否会随着旧世纪过去而成为‘绝唱’，或者还会在新世纪的条件下重新粉墨登场？我说不准。”正是这种深沉的历史忧思赋予本书沉甸甸的思想分量，使之在实证精神和思想探索两方面都为人瞩目。
尽管作者说，《晚年周扬》“仅依我与周扬的关系角度引申”，但是，作者显然没有像一些自恋性回忆录那样放大自我，而始终能够超越自恋来回忆历史、审视历史。这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作者对自己在历史事件过程中的作用始终取低调态度。尽管作者承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著名文章一半的写作任务，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功劳归诸于己，而是从多方面反复强调这是周扬本人的思想成果。第二，在整本书的构思中，作者尽管价值立场十分明确，但并没有用自己的情感代替历史理性。作者的情感，只在故人情谊方面抒发；而对人物的历史评价，作者显然始终坚持客观化原则、坚持通过历史理性来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