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至24日第四届中国英语教学大会在新落成的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英语教学的新方向”，这个主题与三年前几乎在同一时间召开的第三届大会的主题“21世纪的中国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相比，给人的印象是刚刚踏入新千年新世纪的2001年中国英语教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三年后，他们已辨明了方向。那么，这个新方向是什么呢？笔者抱着这个好奇心聆听了部分的大会发言和分会场研讨及论文宣读，想寻找某种答案。
第一位做大会学术发言的是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主席，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系苏珊・加斯教授。她是位第二语言习得专家，主要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外语学习与第二语言学习的异同。她认为虽然它们教与学的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但相似性还是主要的，所以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还是可以有效地被用来探讨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问题。二、外语环境里的语言学习问题。主要在收集到的数据的基础上探讨语言的输入与互动（Input and Interaction）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对比探讨了在实际教学中“输入”与“互动”可能有的四种组合，及其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加斯教授的结论是教学中的输入与互动（在课堂教学中当然主要在师生之间）的次序排列对外语学习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教内容，但她同时又指出，输入是最基本的，而在输入的过程中如有“互动”的参与效果一般会更好。互动是近年来非常时髦的用语，似乎没有了它就不会有“现代性”或“与时俱进”了，其实说白了“互动”无非是“对话”或“回应”的意思，而这种语言行为应该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古已有之并不一定说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没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了。在英语教学中，随着20世纪90年代“交际法”的勃兴，特别是近几年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互动”的认识与研究已是应用语言学领域最热点的问题。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中冒了出来，难道这两个与电脑和网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Input”、“Interaction”将会成为本届中国英语教学大会的关键词？
紧接着做大会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他在中国语言学界及英语教学界的知名度足以让任何关于他本人的介绍均显得毫无必要。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个人化、协作和超文本化（教学）”。其中“教学改革”主要以2004年初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分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通知”精神来说明问题，“个人化”即前几年讲滥了的“以学生为中心”或“自主学习”，“协作”指的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交流思想”（即“互动”）及“为同一目标而学习”。最使我这个学文学的备感陌生的是“超文本化”（Hypertextualization）一词。在2001年版的《牛津当代英语词典》终于查到这个词的词根词Hypertext，词义为：（计算机用语）一种软件系统，用户可以在相关文件或文本章节之间快速移动。在重听胡教授的发言录音时我注意到他已对“Hypertextual learning”作了界定：它是与“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相对被提出来的，指的是“网络学习、多媒体或超媒体”，原因是随着IT技术的发展，电脑不再仅仅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了，大有与教师争饭碗、反宾为主之趋势。当然，这最后一点胡教授并未提到，是我个人的推测。
接下的50分钟是分组宣读论文。从早上两位世界与中国英语教学界的“重磅”人物的“定调”发言里我似乎感受到了这三年来中国英语教学“新方向”上的强烈气息或涌动的春潮，一致指向了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的教学网络化以及对教学互动性的追求。然而，从会议程序表来看，分组宣读论文涉及以上两方面并不多，本场仅有三人。由于对多达25个分会场的地理位置不太熟悉，而且门上的标号与场址的序号并不一致，笔者匆忙之间走错了会场，听了一个新加坡华人学者的关于中国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式、策略、动机与其英文水平的关系。语言学家好用数据，而数据大多来自问卷调查，据说问卷调查的成本很高，因此往往局限在一两个地区的千人左右，而论文宣读者偏偏要推而广之把自己的结论泛化到“中国”，其可信度我颇为怀疑。中午本来想找早上的大会发言者之一做点采访，这并不是因为记者好搞名人访谈或“后学”常在学术界扮追星族角色，而是因为本次大会发言并不按国际惯例安排10分钟的听众提问或评论，而这种“互动”往往对报告所涉问题的深化认识或对所涉内容的质疑意义重大，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杰作均出自“复调”或“多声部”而非单人“独白”。我的问题都差不多想好了。如采访到加斯教授，就问她：美国乃至西方的外语教学目前有什么新方向？你们也经常在想方设法进行教学改革吗？语言学理论和新技术（尤其是IT技术）的发展对“新方向”和改革各起到什么作用，孰重孰轻？至于胡壮麟教授，我听过他在清华的一次讲演。当时他对比了中国内地与东南亚韩国、日本、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英语教学及其效果，一反较普遍的“费时低效”的评价，得出了中国英语教学成果卓著、效果甚佳的乐观结论，博得与会者的喝彩。那么，这次我就想问他，对中国英语教学的现状表示满意与热中改革是一个什么关系？因为按常理应该是穷则思变的呀。但很不凑巧，均不成功。那好吧，既然不能“互动”，就只能靠下面会议内容的更多“输入”了。
下午两个大会发言的学者照样是一美一中，而且是以清一色的以“Web－based”（以网络为基础）为主题，似乎在表示上午的两个发言尚未把网络、互动与英语教学改革的姻缘说透，深入人心。两点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应用语言学系主任莱尔・F・巴克曼教授开讲“以网络为基础的语言测试的效度问题”。他说，测试从传统的“纸与笔”（P＆P）到达网络（WB）是测试及其评估的一大革命，原因是WB能做到P＆P时代无法想象的“随时随地”，而且具有更高的效度。他举的例子比较特殊，是美国人学韩语的听力考试。
上海交通大学的郑树棠教授的演讲以一个问题切入：“以网络为基础的教学能提供足够的互动吗？”郑教授是把当前英语教学热门话题的两个方面（网络、互动）集中在他的这个问题里面了。显然，这是个人人均能回答但同时又绝难给出令人信服“单项选择”答案的问题。发言人调动了他的IT技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以及自己的教学实践诸方面的知识储备或经验，挖掘各种网络教学互动性的证据。自然，他的结论是不会令人失望的，但我担忧中国的英语教学是否能达到他需要的技术支持以及教师的语言、技术复合能力那种完美境界。再说，这样的完美境界达到之时，恐怕也就是学习者的老师和同学被边缘化、互动被异化之日。
下午还有六场专题讨论会，其中参加研讨人数最多的是由在北外搞网络教学的顾曰国教授主持的“网上学习”和英国一位叫HuwJarvis的大学老师主持的“电脑辅助语言学习”。
曾经有人说，其实上帝是厚爱华人的，因为他让华人至少分在了五个聚居区，当你觉得华人由于自身条件所限无法办成某件事情时，只要你同时看看其他四个地方，就常常会有不同的结论，增强自信心。新加坡人口的75％就是华人。因此，对这个城市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自1965年从英国殖民者独立以来，英语一直是外语。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作为“外语”的英语在新加坡学校的课程里一跃成为第一语言，而且作为几乎所有功课的教学语言，他们的母语如汉语等反而成为第二语言。根据一项调查，据说现在新加坡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已达到20％。2001年他们的教育部也“与时俱进”地颁发了一个新的中小学“一条龙”英语教学大纲。“新加坡的英语教学”的主讲人说，大纲规定了语言使用的三个领域：获取信息的语言、文字表达与反应的语言和社交互动（又是互动，这真是个“互动”的世界！）的语言；同时突出了教学三大重点：文本类型教学、语法教学和学习结果评估。显然，这个新大纲也打上了当今信息技术与语言学理论（交际理论、文本类型理论等）。这三位华人女教师的略带南洋口音的流利英语也许在向我们展示这个岛国成功的语言教育政策。这次大会后来还有关于香港的英语教学的专题研讨，对我们内地的英语教学肯定会有较大的启发作用，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孤岛了。
如果说前四个的主题发言可以基本代表本次大会的主流话语的话，那么经过若干场大会小会的旁听，中国英语教学的“新方向”似乎在我这个外行人（当前的文学研究的基本模式是文本＋新理论，而语言学研究却是理论＋IT技术；这后一种的思维模式和操作对笔者非常陌生）的脑子里更加明确了――以网络技术、各种互动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近几年我们对英语教学必须走“学生为中心”的道路已形成了共识，那么我在想这种以IT技术为核心的变革能自然导致以学生为中心吗？就技术而言，我突然想到了这座富丽堂皇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礼堂并不是北京的全部，而北京、上海也并非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中国的许多地方还是亘古未变的面向黄土背朝天，他们怎么办？而且，从专家们在台上的电脑操作来看，几乎没有一台在关键时刻不出些可笑的故障，结果往往是无可奈何地“相逢一笑”，更何况普通教师了。再说，即使万事俱备，技术至上是否会带来教师疏于教学，学生受到网络世界的诱惑而“冲流”到与英语教学毫不相干的“自由世界”这样令人尴尬的结果？不过，我突然开窍了，也随之乐观起来。你看，那T型台上的时装表演，即使最前卫的女士哪一件能马上穿着上马路？但我们也不能借此否认以下事实：她们也许代表着一个潮流或一种趋势，虽然目前给我们的感觉是梦幻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