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春天，加德纳和夫人埃伦携带1986年1月刚从台湾收养的中国血统男孩本杰明・加德纳，在南京逗留了一个月。他们夫妻带着孩子，出入幼儿园和小学，进行艺术教育的调研和交流，住在南京当时最好
金陵饭店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豪华宾馆，条件优越，设施齐全，无可挑剔。但是，房间的一把钥匙和儿子本杰明的故事，引发了加德纳对于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美中教育的比较。
房间的钥匙附着在一个较大的塑料牌子上，牌子注明了房间的号码。宾馆要求客人在离开饭店的时候，连塑料牌子一起留下房间的钥匙。要么交给服务员，要么通过一个插孔，将钥匙放进特定的插座中去。由于插座上的孔是长方型的而且很狭窄，钥匙后面又连着塑料牌，所以必须小心地摆好位置，才能将钥匙紧贴着插座上的钥匙孔放进去。
当时他们的养子本杰明只有一岁半，却非常喜欢携带这把钥匙，并摇晃它使之发出声响。他还喜欢从插座上钥匙孔附近的地方，试着移动钥匙，力图将它插进钥匙孔。由于他年龄太小，又没有使用经验，经常失败。但是本杰明不在乎，可能是喜欢听钥匙与门的撞击声音，或者喜欢这么做时的感觉，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但他往往要失败好几次，钥匙才能进入钥匙孔。
加德纳和妻子埃伦非常高兴本杰明这么做。因为他们一般没有急事，也不认为这种失败有害，本杰明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尝试这种游戏。但是加德纳夫妇很快就发现附近的服务员，甚至偶尔从旁路过的旅客，都会过来观看。只要他们看到本杰明失败了，就忍不住要“帮忙”。他们把着孩子的手，将钥匙朝向钥匙孔，必要时纠正本杰明的方向，帮助他把钥匙插进孔中。然后，他们就向加德纳和埃伦露出微笑，似乎等待一声感谢。
加德纳夫妇并不愿意表示感谢。因为本杰明没有到处乱跑，旁人没有监护和帮助的必要。父母就在旁边，而且知道他在干什么，并没有进行干预，旁人的“帮忙”使加德纳夫妇非常尴尬。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父母在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这方面，他们和那些中国的好心人产生了分歧。
与一个婴儿一起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以后，加德纳有足够的时间比较本杰明和中国的幼儿，观察中国成年人和他们的幼年儿童的关系。
成年人经常接近本杰明，只是对他说“你好”，或者和他一起玩。有时成年人逗他玩，假装送给他或者给他看一样东西，但是随后又收回了许诺的奖励。更经常发生的，则是帮助本杰明做一件事，比如帮助捡回他玩的球，帮助他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帮助他穿鞋，引领他离开容易磕碰的地方等。
这使加德纳夫妇明显地感到，幼儿在中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玩具，成年人甚至青少年对于干预儿童的成长过程，丝毫不感到后悔。一开始他们猜测可能有人以为本杰明看起来像中国人，因此对这种干预并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发现有些西方人的孩子一点也不像中国人，在中国的成长中也受到了类似的干预。他们感到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很明显意见是一致的。因此在不经意地遇到本杰明的时候，就表现出他们惯常的做法。
加德纳很快就意识到，这件偶然事件和他在中国要完成的任务有直接的关系。这任务是调查儿童早期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的方法。更广泛地说，就是了解中国人对待创造教育的态度。因此不久以后，这个“钥匙孔”的故事与他在中国研究艺术教育的任务就结合了起来。加德纳在每次的报告会上，或者在与他的中国同行们的研讨会上，经常讲这个故事，然后调查了解中国教师和家长的反应。
意料之中的是，他遇到的中国同行和家长的态度，和金陵饭店的服务员如出一辙，极少例外。
他们的理由是，蹒跚学步的孩子还太小，不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什么，而成年人知道怎样将钥匙插入钥匙孔，插入钥匙孔又是最终要实现的目的，那么眼看着孩子失败又有什么益处呢？他可能会因为实现不了的结果而失望并生气，为什么不教给他怎么做呢？这样可以使他和他周围的人愉快。他快一点学会怎样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就可以学习从事更复杂的活动或工作，比如可以自己向服务员要钥匙。
加德纳夫妇同情地听着这些他们不能同意的解释。他们赞成有的时候告诉一个孩子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也不愿意本杰明失望，有挫败感。但是正像加德纳说的，本杰明并没有因为自己失败的尝试而灰心，相反，孩子感到的是高兴。为此，教授夫妇进一步向自己的中国同行说明，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此事有不同的观点。
首先，加德纳夫妇对于本杰明是否能将钥匙插入钥匙孔，并不介意。他们关注的，是本杰明是否愉快，是否进行了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他们夫妇袖手旁观的同时想教给孩子点什么，就是一个人应该有效地依靠自己去解决遇到的问题。这种依靠自己的价值原则，是美国中产阶级养育子女的行为。他们夫妇认为如果手把手地教给孩子怎样准确地做一件事，如将钥匙放进钥匙孔，画一只公鸡，或怎样为做错的事道歉，他不大可能自己领会到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美国人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学会自己思考，自己解决遇到的问题，甚至自己去发现需要创造性答案的新问题。
而“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人则更加习惯于依赖什么人，即使父母不在身边，也要寻求朋友的帮助。而美国人，则更强调个人奋斗。
加德纳还意识到将钥匙插入钥匙孔这件事，表明了两国教育和艺术实践的重要差异。一方面，是对于开发“基本技能”和“核心知识”的需求，认为这是在某一个领域取得成就的基础。与此相反的，是松绑的呼吁，改革教育的呼吁。认为如果希望创造性在儿童的早期得到培养，并且在以后的年龄得到体现，似乎要选择对早期儿童教育的改革，给儿童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自己教自己。中国和美国似乎就是技能学习为主还是创造性培养为主这两种矛盾的选择的主要代表。即使在美国，两种观点也一直争论了很久，相持不下。
从这个“钥匙和钥匙孔事件”的表面上看，与美国的父母比起来，中国的父母更愿意作为孩子的保护人，更愿意手把手教会孩子做一切事。但是只在中国存在的寄宿制幼儿园，又给了加德纳相反的信息。
他是从一本名为《东方是红色幼儿园》的书上，知道中国有一种寄宿幼儿园的。他知道这种幼儿园儿童只有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晚上回到家里。在其他的时间里孩子们睡在轻便的小床上，在幼儿园接受各种医疗照顾。寄宿制幼儿园对于具有儿童心理发展背景的多数西方人，是很难接受的。在中国这种幼儿园却受到格外的器重，不但竞争激烈，还要收费。原因是这种幼儿园的高质量，使得在高度竞争的中国学校体制中，孩子们处于一开始就领先的地位。这种幼儿园还可以使父母有时间从事各自的工作和学习，而这些父母在加德纳访问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正在努力把“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受的教育损失补回来。他当时甚至假设，在中国可能由于很多原因，很早就有将父母与孩子分开的传统。
1985年加德纳在广州，就参观了这样的幼儿园。虽然这个幼儿园在创造性教育上取得的成绩，赢得了他的称赞，而且他知道当时能进入这类幼儿园，在中国是一种特权的象征，是特权阶层津津乐道的事，也是平民百姓羡慕不已的事情。但是他对这种幼儿园，却持否定态度。
1985年在广州进餐的时候，加德纳就发现一起吃饭的大多数接待他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孙子女，都送进了寄宿制的幼儿园。当他1987年返回中国的时候，又发现很多最优秀的学生和年轻的大学教师，也曾经进过寄宿制幼儿园。他因此得出结论：寄宿制幼儿园是今日中国迈向特权阶层的通道。他很怀疑这种体制的优越性。因为这种幼儿园在儿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割断了他们和父母家庭本应有的密切联系，使之过早社会化。即使他们智力超群，却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造成人性的断层。
（摘自《加德纳・艺术・多元智能》，沈致隆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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