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其矫，1918年12月生于福建，8岁全家迁居印尼，1938年回国赴延安参加革命。主要诗作《肉搏》、《红豆》、《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祈求》等。
蔡
作为一个青年诗人，他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诗坛，是很有一点不凡的。他来自解放区，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很像是经过“脱胎换骨”地改造过了的知识分子了。但是，他的诗，却没有一点老革命的姿态，他不像他的战友们那样擅长用民歌体写作，在情调上，他也没有很明显的工农兵趣味，更不追求农村口语。他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情调；在这一点上，他更像是来自国统区的诗人。他我行我素地用精致的西方和俄罗斯诗歌的意象写作，最特别的是，在他的诗里时不时地流露出某种个人话语，而不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的话语。那时从国统区来的诗人正忙不迭地摆脱自由诗的知识分子情调，而蔡其矫却堂而皇之地显示一种旁若无人的姿态。这使他的诗，在当时独树一帜，但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笼罩下，并未很快引人注目。
当然，他仍属颂歌的流派，主题离不开歌颂革命，歌颂“大写的人”，也就是集体的抒情主人公，在字面上，也回避直接表现自我，但是，在字里行间，他的个人的，而不完全是集体的情绪和话语，总是压抑不住地流露出来。这在当时诗人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不但在贺敬之、郭小川、李季、艾青、田间的诗作中少见，就是在后起之秀张永枚、梁上泉、李瑛的笔下，也是极其稀罕的。只有在胡风派诗人鲁藜、罗洛、曾卓，当然也包括胡风自己的诗作在内，才影影绰绰地看出处于革命狂热之中，知识分子在心灵的自留地上的舞蹈。
当他放弃了前景可观的仕途时，就是为了诗歌。也许，他不过把当时被称为“炸弹和旗帜”的诗歌当作个体生命和集体事业的“公共租界”。他似乎觉得当一个诗人，在诗歌领域里作灵魂的冒险，把诗写得出色，此生足矣。他没有依仗同道的亲密关系的想头，这样就决定了他的独立性，他不属于任何集团，他是一个独行侠。
在50年代，对于人民作家不但有道德的要求，而且在情感上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在诗歌中的知识分子情调哪怕是一点点流露，也是不安全的。何其芳写过一首《回答》，仅仅是因为表露了自己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做出多少成绩而暗自伤怀，就引起了报刊上读者在来信曰：“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奇怪的是，蔡其矫却比较安全，至少5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这样。在50年代出现的新诗人中，他没有像公刘那样先是大红大紫，突然在反右中变得灰头土脑的遭遇。他不是很红，但是，也不是很受冷遇。他的确没有暴得大名，也没有在一夜之间，弄得破帽遮颜。就是在1957年那样的大风暴中，他也可以说是相对平安，这可能是当时有才华的诗人很罕见的。但是，他并不安分，哪怕是在疯狂的革命热潮中，他的语言中，总有一些令主流怀疑的东西，如，“太阳万岁，少女万岁”。到了1958年，他那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情绪冒了出来，写了离经叛道的《雾中汉水》和《川江号子》。有谁能想像，在报刊上充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欢呼时，他却为这个民族唱出了悲歌。作为长江规划委员会的宣传部长，他为汉江上的纤夫艰难的、原始的体力劳动而感到痛苦：
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
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
用雾巾遮住颜脸，
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
而在《川江号子》中，他声言：
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他当然受到了批评，但并没有陷入没顶之灾，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个例外。他自己呢，似乎对之无所谓，这还是得益于他那种我行我素的性格。他和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把忠于自我感觉放在一切权威的观念之上。这不仅仅表现于直面现实的勇敢上，而且在于他内心一种特殊的价值观的无畏上。在60年代初期，他写出了《波浪啊》这样的诗章，把和个人的自由相对立的力量，称之为“强权”。他对波浪这样阐释：
是因为你厌恶灾难吗？
是因为你憎恨强权吗？
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
谁敢在你的上面建立它的统治？
这个头发有点卷曲，可能有点阿拉伯血统的闽南诗人，气质的确不同寻常。即使在歌颂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的时候，他的个人话语，也不能不说是骇世惊俗的。在激情洋溢地赞美厦门跨海大堤的颂歌中，他对于飞溅的浪花的观察和内心深层的体验似乎是漫不经心的猝然遇合，神来之笔就这样诞生了：
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
不惜跌得粉身碎骨。
了解蔡其矫的读者，想必能把这句话孤立起来，作为他生命的格言，惊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坦诚，但是，在那种把婚外恋当作“搞腐化”的年代，不免也要产生狐疑，要为他捏一把汗。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年轻的诗歌爱好者们注意到，他们所崇拜的诗人周围的异性像走马灯一样地旋转。他虽然并没有粉身碎骨，但是，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所幸，即使在失去公民自由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诗歌。当然也没有从异性的旋涡中急流勇退。改革开放以后，艾青问他，为异性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是不是后悔？他说，不后悔。我想艾青这样问，并不是一种随意的关切。这里有近半个世纪的精神变迁。
他不但不后悔，而到了晚年，还把这一切火一样地公开了出来。王炳根先生的这本《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在我看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蔡其矫的自白。这是一个在极左年代的独行侠的内心奥秘的揭秘，也是一个为了女性牺牲了诗人的世俗荣誉，甘心忍受磨难的记录。作为一种文献，作为一种心理文本，对于后世，这无疑是珍贵的。当我读着这本书，不禁惊叹，居然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多元的异性情缘。这反正是我所不能到达的境界。我不仅仅惊叹，而且也有狐疑。
王炳根先生在这本书中，把他异性的关系具体地、直接地和他的一首首诗歌创作联系在一起了，和每一个女性的关系，都不能不因为诗而美化。诗和诗人的生涯中与每一个异性的遇合，能够这样和诗划等号吗？一个人心灵中的每一种色调都能这样明亮而辉煌吗？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有没有苦难？为了获得女性的美，是不是也牺牲过人的尊严？如果有苦难，是不是还可以升华一下呢？难道就没有伤害过什么人吗？如果是我，在晚年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多少会有所忏悔。忏悔是庄严的。它能使人从肉欲的世界上升到精神的殿堂。
我更为担忧的是，这本书里涉及的许多女性还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人生，她们的眼睛也许会投向这本书的某页。读到有关的情节的时候（虽然名字已经作了适当的处理）会有什么感觉？事实是不是准确？性质会不会歪曲？隐私会不会遭到侵犯？我想，本书的读者，只要是比较细心的，至少有一部分会和我有同样的隐忧，当然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会嘲笑我冬烘。但愿，我的忧虑是多余的，但愿这本书不要给任何付出过代价的女性再带来内心的或者是目前还想不周全的伤害。
在人的价值和尊严面前，最高的法庭是良心。而在良心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把这个意思写成文章以后，请王炳根先生送蔡老审阅，我本惴惴，不想，蔡老曰：“我忠于自己对生活和异性的原则，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
雾中汉水
两岸的丛林成空中的草地；
堤上的牛车在天半运行；
向上游去的货船
只从浓雾中传来沉重的橹声，
看得见的
是千年来征服汉江的纤夫
赤裸着双腿倾身向前
在冬天的寒水冷滩喘息……
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
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
用雾巾遮住颜脸，
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
（蔡其矫代表作，写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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