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其中篇小说自选集《弧上的舞者》的出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使得身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的梁晓声又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做教师的这些日子里,梁晓声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本报记者近访梁晓声,听他谈创作,谈读书,谈人生。
记者:在您的创作中中篇小说占了很大的比重。为
什么对中篇小说情有独钟呢?
梁晓声:我个人喜欢自己的中篇作品,是因为它们最能体现出我的创作理念。在课堂上,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小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公开的日记,影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参展的影集。”通过小说这个日记,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某些发展轨迹、心理状态和气质;而通过电影电视这个“影集”,你可以加深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我的中篇小说中,从高等学府里的教授、学者,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写到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街头巷尾的贩夫走卒,再到大学校园里的学子们、农村里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创作的视野是比较广泛的。形形色色的内容综合在一起,就像一个杂货铺一样,你可以从里面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而且写作的手法、风格和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一些现实主义的小说,还有荒诞的、黑色幽默的等等。
记者:您写作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梁晓声: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在其他国家,可以说是魅力大减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一些值得我们去批判、去抗议、去反思的问题,多数是交给社会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和新闻记者去做了。他们处理起这些事情来,显然要比作家得力得多。因此,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已经变了。文学不需要像十七八世纪的欧洲那样,承担起启蒙的重担了,而是变得相对独立了。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恰恰就像那时的欧洲。在过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某一位领导,看了某一篇反映某问题的小说,才发现社会上存在着那样的问题。所以,在西方人的眼里,我们的文学艺术似乎是停滞不前的,还和他们十七八世纪的文学一样。
过去我们讲,典型是来自于普遍之中的,而文学是要写典型的。因此,文学是要写普遍的。根据这一逻辑,我们评价一部作品时,就会首先来看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的写作,是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的,我们的作品是缺乏想像力的。而我们的先人不是这样。比如《白蛇传》、《封神榜》、《西游记》和《聊斋》,甚至在《红楼梦》中,也有太虚幻境这样的浪漫主义想像。可我们现在呢,却只继承了《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的风格。而即便是在现实主义这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也是没有达到很深的力度的。我的作品,大多数是现实题材、现实写法。我现在想,如果我能早一天悟到我上面讲到的那些方面,那么,同样的题材,写出来的肯定是不同的样子。我想,在今后的创作中,我恐怕要对我过去的写作方式,作一个反省,不妨背叛一下过去的自己,去作一些大胆的尝试吧。
记者:您是那个时代的“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您还关注“知青?一代人的生活状况吗?在您的近作中还有以他们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吗?
梁晓声:对于“知青”一代人,我还是很关注的。面对他们时,也是很有一种亲切感的。现在,也有很多和我同时代的人,希望我能再写一些关于知青的作品。并且,就以过去的那种风格、那种笔法来写。但是,如果我不让他们失望的话,那我自己就会不满意。因为,如果现在还让我用过去的那种风格来写作,我是不会满意的了。近期我不太会再写“知青”题材,因为有太多当下现象吸引我的写作。
记者:您现在的身份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您为什么要选择教师作为您的职业呢?在这一职业中,您有何体会?
梁晓声:我是带着理想去大学的,但我没想到的是中文系在大学里竟是那样的没落,中文系的学生的就业面竟是那样的窄。对此,我已调整了我的心态,以培养他们的实际中文从业能力为主。在大学里我教“欣赏与创作课”,我鼓励他们写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培养作家,而是培养他们的想像力,让他们通过欣赏和写作,扩展思维直径。
记者:您下一步将会有什么新书出版?
梁晓声:近期会出版一本短篇小说自选集,仍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这部集子中,收录了我从刚刚开始写作以来到现在的一些短篇小说。这部集子的内容,大体上有三大块。一个就是关于知青的,这个读者们知道得已经很多了。另外就是一些比较杂的,不好归类的作品,比如《讹诈》、《恐吓》,还有最近的《圆桌地图》等等。还有一类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关于中苏边境题材的一些短篇,比如《非礼节性的“访问”》、《鸽哨》、《鹿心血》等等,这些都是写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边境两方人民互相友好的故事的作品,其中的《鹿心血》还被拍成了电影,曾被作为礼物送给过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这类小说是很少有人写到的。
记者:您认为读书对您是否有很重大的影响呢?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是否可以推荐一些他们目前需要阅读的作品。
梁晓声:说到读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极为重大的,非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能想像的。在少年时候,每当我拿着几分几角钱去租书的小土屋里租书看时,那种感觉是很美妙的。尤其是在冬天,小土屋里的炉子烧得暖烘烘的,手里拿着自己喜爱的书,坐在几块砖头上看着,在那时,简直是最美妙的事。而且,如果那时身边还坐着一个也在如自己一样聚精会神地读书的女孩子,那就更美好了。事实上,正是书,培养了我的人生观,培养了我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之所以能够在北大荒的时候被调到黑龙江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又被送到复旦大学,是与我的做人理念、我的性格分不开的,而正是书培养了我的这些性格和做人理念。在“文革”期间,我和很多的前辈作家交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选择,是谁教给我的呢?是书。
我是希望青年人读一些书的,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建议大家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木木》、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苔丝》、左拉的《萌芽》,还有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王尔德,还有罗素和培根等等。我建议读者能够从阅读文学作品渐渐过渡到阅读一些思想性强的作品。另外,如果读渡边淳一和村上春树的小说的话,那我建议先去读一读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比较着读,会有发现。
(《弧上的舞者》 梁晓声著 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