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一个对立于“文艺复兴”的史学观念，它代表“黑暗时代”，在西方艺术史上，通常指15世纪之前的哥特式等“蛮族”风格。而这个包含价值判断的历史分期，是从彼特拉克的“中间时代”观念演化而来的，对于西方美术史，乃至文化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
彼特拉克日后在一封写给科隆纳的信中，三言两语地提及加冕礼，但详细描述了他对罗马的印象。诗人回忆了与这位朋友在罗马散步的情景：“我们一起在这座伟大的城市漫游，她虽面积空旷，但人口密集。我们不单单在城中遨游，而且还沿城信步。每走一步，都能遇上谈资，为思想提供食粮。”信中罗列了一长串两人走过的地点，这些地点大多是与罗马共和国时代的人事相联系的地方。相形之下，基督教罗马的景点只偶尔提及。这显露出彼特拉克兴趣之所在。如果将这个情况与该信的开篇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他此时进入了矛盾的心态。他写道：“我们应以如此方式阅读哲学、诗歌和历史，以致基督福音的回声在我们心里激荡。仅此而已，我们就会聪明，就会幸福。没有这个福音，我们愈学习，愈无知、愈悲惨。福音是真理的最高堡垒，万物必须以之为参照。它是优良学术的坚实基础，人类所有辛勤的劳作都奠基于这个唯一的基础之上。”
在信的这一部分，彼特拉克否定了世俗知识的价值，声称一切知识必须参照永恒的宗教真理，而信的下文却关注起异教罗马的历史，几乎将这座永恒之城的基督教成分连同他自己的信仰一起抛到了九霄云外，很快让异教情绪占了上风。在罗列了罗马的历史景点之后，他抱怨说，当代罗马人对罗马及其事物一无所知。这种无知可怕之极，是恢复罗马之伟大的莫大障碍：“倘若罗马不重新开始了解自己，哪有再度兴起的可能？”正是在描述他与科隆纳不辞辛劳，同游罗马古城，观察古迹的情形时，彼特拉克阐发了他的新史观：“当我们走过那残破的城市的城墙，或在墙上坐下时，罗马废墟残迹尽收眼底。我们的交谈常常转向历史，我们的历史知识似乎有所区别，你对现代史，而我似乎对古代史更了解。那些被称为古代的事件发生于基督之名以前，在罗马受到了歌颂，为罗马帝王们所崇拜，而现代的事件包括从那个时代到现在的事件。”
彼特拉克是从一种历史的而非审美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及其遗迹的。现在，吸引他的不再是基督教的道德启示，而是此前的异教文化。彼特拉克在回忆他与朋友在戴克里先大浴场穹顶上观看整座古城遗迹时的一番谈吐，进而证明了这一点：“［1341年］10月15日，我坐在暮色之中，面对罗马故都沉思。赤脚的修士在丘比特神庙吟诵连祷文，我酝酿了关于我的历史的最初构想。我原初仅打算写罗马古城的衰落，并以此为目的而阅读、思考。几年过去了……我才艰难地理解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四百多年后，英国历史学家吉朋表明，对罗马古城的印象是他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动机。阅读其《回忆录》有关片段，可见他与彼特拉克面对罗马废墟时的情愫何其相似乃尔！但其历史观念却截然不同。对吉朋来说，罗马废墟“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但却最可怕的场景”，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铁证。而对彼特拉克来说，罗马遗迹是罗马帝国和人民的伟大时代的明证：微小的事物没有伟大的遗迹；……他（罗马）不可能从高度塌陷，沉入深渊。吉朋认为罗马已成古迹，而彼特拉克则认为“假如罗马重新了解自己”，就有复兴的希望。复兴什么？当然是异教而非基督教的罗马。
历史的宗旨是保存人们对古典古代的记忆：“假如历史不是对罗马的赞美，那又是什么呢？”
赞美罗马也就意味着对罗马以外的“野蛮”民族的谴责。1341年，彼特拉克将历史划分成“古代史”和“现代史”，目的就在于此。彼特拉克的历史二分法，在形式上继承了中世纪史学家的基督教史观。基督教历史被划分为二个时期，一个是错误与黑暗的漫长时代，另一个是净化与真理的时代，而在这两者之间站立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光明与黑暗”的隐喻既非彼特拉克也非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首创，而是来自《圣经》。在整个“中世纪”，人们就将基督带给世界的“光明”与他之前的异教所造成的“黑暗”世界进行对比。彼特拉克在谈论古罗马著名修辞学家西塞罗时，就曾在中世纪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隐喻，他感叹道，西塞罗死于“黑暗与错误”之夜行将结束，“光明即将破晓”之时，实在令人惋惜。而彼特拉克在另一个场合所说的一番话，却转化了“光明与黑暗”隐喻的原初宗教价值，使之具有文学的意义。他说，在那些错误的时代中，也涌现出了天才人物，他们虽身处黑暗之中，仍不失敏锐之眼。因此，不应就其错误而仇恨之，而应为其厄运而怜悯之。意思是说，西塞罗之辈在语言上的缺陷，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时代使然。这层意义上的“光明与黑暗”迅速为《十日谈》作者薄伽丘，佛罗伦萨编年史家维拉尼，雕刻家吉贝尔蒂等早期人文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在但丁，乔托和彼特拉克等先驱影响下的文学艺术的“再生”与前一个时代的文化黑暗相对照，将其从宗教转向世俗事物，彻底颠倒了这个古老隐喻的含义：基督教视为“黑暗时代”的“古典古代”变成了必须“复原”的“光明”时代，而将基督教的光明时代推入昏暗世界。
这个价值判断的颠覆，正显示出彼氏历史分期法的独特之处。他回避了传统的历史分期法，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定为分界，这就引进了一种新的年代分期法，预示了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比翁多等人文主义者的史学著作，最终把历史划分成“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以取代基督教的两分法普世主义模式。我们如今普遍使用的依然是这种三分法。而这个分期也源于彼特拉克。在大多数情况下，彼特拉克使用的是“古代”与“现代”的区分，可他的“现代”仍属于罗马帝国衰微阶段，即是说，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也视为整个衰退时代的组成部分。其悲观主义论调时常在他笔下流露出来：“景况如此，我每天都预见糟糕的事情发生，虽然我害怕更糟的事情，但很难想象它们。”然而，悲观论者之所以成为悲观论者，是因为其灵魂深处激荡着理想主义的渴望。彼特拉克是这种矛盾人格的典型。以其崇高的理想衡量现实，难免叹息失望，而失望不等于没有希望。过去不曾有个“黄金时代”，难道它就一去不复返了吗？彼特拉克时常梦想，那个时代会在未来重现。在致教皇乌尔班五世的一封信中，他表述了自己的信仰，深信耶稣基督希望以世俗的原则在罗马重建教廷。彼特拉克与罗马护民官里恩佐和查里四世有所交往。前者深受民众拥戴：他推翻腐败的贵族，实行改革，致力于恢复罗马的光荣，而后者是当时最博学的君主，他谙熟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捷克语，庇护文人学士，曾邀请彼特拉克到其帝国首都布拉格做客。彼特拉克总以丝毫不带宗教色彩的语言，赞扬他们的业绩，并敦促他们继承古典古代遗产，效仿古代罗马伟人，以图恢复往昔的雄伟。也正是这一希望，激励了彼特拉克自己去研究历史。他相信：“假如罗马开始了解自己，便会再度崛起。”为此，他以毕生的精力、全部的智慧，歌颂罗马的伟大，让人们了解这座永恒的古城的不朽传统。其希望超越其悲观情怀，甚至使他相信：即使古罗马不能在物质上复生，也能从精神上复活。精神的力量可以阻止衰退的速度，促成“新时代”的萌芽。彼特拉克对其《阿非利加》颇为自许，就在该诗结尾处，他表达了对未来的殷切期望：“我的命运就是生活在变动的乱世风暴之中，而你［指他的诗］也许会如同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我身后活得长久，将会遇上一个更美好的时代。遗忘的沉睡不会永远延续，当黑暗被驱散时，我们的后人会再次在先世纯粹的光芒照引下向前迈进。”
“纯粹光芒”的时代即过去的“古典古代”，而在此之后的时期就是当下的“黑暗时代”，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被期待的“更美好的时代”，亦即古典古代复兴的时代。彼特拉克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信札中明确地表述了这个史学思想。他抱怨自己命运不好，诞生于如此不幸的时代，真希望自己要么出生在更早的时代，要么晚生几个世纪。他得出结论说：“过去有个更幸运的时代，也许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时代。在中间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你看到的是卑鄙之人与可耻行为的合流。”
在此，彼特拉克明确提出了“中间时代”的概念，用以表示介于“古典古代”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时代，因而为现代史学的“三个时代”划分法提供了参照系。彼氏的三分法与后期人文主义“三个时代”的概念的区别仅体现在对“现代”的态度上。彼氏的“现代”是“衰落”的表征，一直蔓延到他所处的时代，而人文主义的“现代”则是一个新的时代，等同于彼氏梦寐以求的“更好的时代”。但这不是一个理想中的时代，而是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时代。包括彼特拉克本人在内的14世纪的伟大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这个复兴时代的化身。后期人文主义者也承认，有一个“中间时代”把古典古代的“黄金时代”与“文艺复兴”的“现代”隔离了开来。彼特拉克虽然没有宣布自己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但他1341年为参加桂冠诗人加冕礼而重访罗马所引发的思绪则开创了现代史学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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