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说20世纪有一座城市代表着中国，那就是上海。
对于上海的这种向往和偏重，也许缘自年小时对着“上海”这蜃楼般的名称曾有过的幻想；也许缘自“文革”时期南京路人潮中的那次短暂的迷失。后来我走遍了这座城的许许多多大街小巷，对这座城市却始终怀着身临迷宫般的敬畏。我们仿佛依傍着一座莽莽大山，越是走近它，越是感到一份神秘的景仰。多少外乡人，无论对上海怎样的熟悉，一出上海车站，总感到一份令人心荡的迷失，同时又有着一种舒度的辨识和叩问之后被迅速同化的感觉。正是这种奇特的返乡者的感觉，使上海成为一切都市人――东南西北、国内海外的都市人的共同家园。
（二）
我曾在南昌路小住过一段时间。这条与淮海路并行的小马路，就像大河旁的小溪那样格外的宁静，在秋后的时分，甚至有几分落寞。梧桐树影中的老房子，往往显出一副倦容。马路的对面，是上海科学会堂。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里曾经是法国会馆，半个多世纪前，国立艺术院的前辈教授们首次联展，正是在这里拉开帷幔。而我更不知道的是同在这条马路上，我们的首任老院长林风眠先生孤居独处了几十个春秋。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在记忆中沿着马路逡巡，搜索那个描写中的狭小门洞，那阳光下不屈的冬青花，还有那个窄窄门楼深处的抽水马桶。正是这个马桶里，林先生在“文革”灾难中忍痛毁去自己上千幅作品。这是流水和岁月都无法洗去的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的污点。
这就是城市，也许你与某个先贤为邻，却浑然不知；也许你有机会与某个名人不期而遇，却又彼此迅速消失在人流之中。上海人更多关注的是他自己。一方面，他们习惯大都市的分工，秉持众生的平常心理，认同平等的都市意识；另一方面，又警觉地守护着自尊和自我的行踪。他们深知道彼此客气和必要的疏远的含义，他们共同地执守着近距离地生活却互相视而不见的法则。都市将人变成等质的分子，却又推行着某些标准化的货色，以此来酿造时尚和风潮。当时尚过去，风潮退却，留下的正是某些历史的景象，某些久长的记忆以及被这些记忆深刻地塑造着的精神印迹。
（三）
沿淮海路西行，过法国驻沪总领事官邸左拐，经英领馆再右拐，顺马路右侧继续西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衡山路了。
白天，这是一条疏松的马路。路口上一排不明年份的铁栅栏若有若无地横陈着，将上海的繁华圈在了门外。路上的行人不多，法国梧桐沿街树立着，在三米高的地方准确开杈，伸出丰沛的枝丫，挽住一片斑斓的天空，同时，又向着四方播洒点点阳光。一排排经典的欧式老建筑耸立在路的两旁，静默而无表情，那些茶色玻璃窗紧闭着，令人怀疑这可能只是一片薄墙。整条马路弥散着一种半是闲散、半是倦怠的舞台气息。
这个舞台真正登场的时间是夜半11点。人流从四面的大街小巷中像开了闸似地涌来，从川流不息的车辆中下来，又迅速地消失在一片片由于霓裳和霓光而显得明亮又辉煌的紫色玻璃的后边。这里，日本料理与意大利餐馆比邻，阿拉伯的“一千一夜”与澳洲岩烧相间；刚刚被大张的中东舞娘的招牌吸引，一转身又面对和服少女的笑脸和细碎的小跑。“真爱”的隔壁是“寒舍”，“虹蕃”的前头有“来福”，更多南美色彩的招牌在大楼的深处闪光。门前街廊中的木桶中，花草习惯地在萤光中来精神。马斯黄色的地砖魔方似地拼镶着，街灯斜照，纹路丰满，肌理斑斓。穿梭着的车灯又把街旁铁栏杆的影子扫射在路面上，像滚动的刀片，把地砖裁得七零八碎。那些跳跃舞动的霓虹和阴影中，灌注着刺耳尖厉的喇叭声，连空气也在变成碎片。正是这样的背景，驱赶着忙碌的人流，而在玻璃窗的另一边，人们若无其事地端坐着，窗内窗外的人彼此相望，却又都视而不见。这个舞台在不停地运转，而真正的表演者和观视者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
此刻，衡山路车流的左岸的一端，静悄悄。一排石壁与铁栏杆相间的围墙上，青藤密布、暗无灯亮。围墙的后边，耸立着一座歌特式的老建筑，那尖尖的棱角在老墙的背后隐现，被绿色植物包裹着，组成一片黑沉沉的剪影。这里是“国际礼拜堂”。隔着一条路面，就像隔着一个世界，这道围墙和礼拜堂，沉郁地观望着对岸的浮华以及灯红酒绿中穿梭的人群，传递出特殊的沉闷的气息。这才是衡山路的全部，正是这一端的沉厚使得那一端总能呈现出一种浮华的适度，一种欧风弥荡的风花雪月，一种与白昼相对照的间歇性的浪漫风情。欧人在这里看到了故乡，国人在这里看到了西方，国际人在这里看到了家园。背靠领馆区，面对礼拜堂，借取法租界的悠长历史，满足现代都市人群国际化的时尚和梦想，这才是衡山路的本质。
（四）
我曾经在一张香港的老报纸上读到一则短文，谈到上海人的特性，说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英文的说法：一种曰“makingself”，中文叫“自我塑造、自我传奇”。另一种曰“upwardmobility”，向上的流动性。文中所引明证是上个世纪之初，号称“最世界主义化的马路”南京路上，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新厦高楼的楼顶上搭建了游乐场，上海人花两毛钱乘电梯，在过道里观哈哈镜，看变形的自己，直面自我塑造的奇观，体味异样的自我传奇和都市人自嘲的感觉。然后在楼顶玻璃屋中，近观南京路，远眺黄浦江，品味七重天上凭栏临风的神气，在居高临下的惊诧中领受世界一流市民的自美和傲气。
上海向上流动的又一世纪明证是洋泾滨。这条乘载着太多上海故事的小河，曾经是华洋分居的界河，后来又成为华洋杂处的繁华带。它把上海划分成不同的租界，划分成中国与西方，划分成传统和现代。两个不同的时代、两套不同的制度在这里竞争、冲突和融合，最后，又被彻底填埋，修筑成一条当时上海最宽敞的马路，一条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写的中国大马路。上海少了一条河流，多了一条马路；少了一份自然的气息，多了一份迅捷的便利；少了一道文化的鸿沟，多了一道全球都市的公共景象。这条路就是后来的延安东路。现在，又经过了几十个年头，延安路上铺设了东西横贯的高架快速路桥。驾车桥上，远望不断增高的楼群，当年凭栏临风之感已经变成了临空飞翔的慨叹了。
（五）
1990年夏天，我陪我的祖父游览上海，从江中的游轮上回望外滩。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远距离观望外滩。老人感慨地对我谈起30年代初看到这远东第一大都市雄伟轮廓时的感受，他几乎带着20多岁青年所特有的那种激动的神情。面向外滩，从左向右，汇丰银行1923年建成，海关大楼1927年，沙逊大厦1928年，中银大厦1937年，上海大厦1935年，整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的支撑下，外滩，这上海之外的“滩”，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上海滩，正是这样一步步地在城市上空用石块、混凝土、钢铁；用殖民的色彩、西方的情调，勾画出了雄奇的空中轮廓线。这是一条上海的景观之线，也是一条上海的精神之线。正是这条线构成了上海都市的须眉，诱引着几代国人的现代之梦。
我曾到过浦江外滩汇丰银行旁边的一座临江的建筑的顶层。这是一座折中主义样式的老建筑，顶层的圆塔被灯光照得通体透亮。塔的两旁，恰好可以看到远在浦东对岸的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在冬夜黝黑天空的映衬之下，外滩的嘈杂像一千个尖锐的喇叭和隆隆的鼓声相混，在炽烈的灯柱中穿梭，交织而成一幅金灿灿的超时空的画卷。这远塔和近塔像刚出台的三剑客，赫然而立，它们哪一个距离我更遥远？浦江上的笛声在夜风中漂浮，轻轻地栖落在车流的旋响和闪烁的灯光星光上。我知道，这塔楼和后边的两座高厦之间，隔着一条荡荡的浦江，也隔着几十个寒暑春秋。它们仿佛是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端相望，是不同建筑的身份和社会的峙立。百多年前，由洋泾滨、苏州河、黄浦江依水围筑的这片租界，有如一片化外而治的海上飞地，而今，大上海挟江而建，沿黄浦江奔向扬子江，傲立东海岸。谁能够说这塔楼与那高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塔楼上书写着殖民历史的屈辱，同时也镂刻着被这个历史深深影响着的这座大城的精神面貌，镌印着比这石块更为硕大而突出的世界化的公民心态。这种风貌和心态现在又被浦东的楼群放大而成横亘天际的苍穹，迹化而为每个上海人脸上的自足和国际化的追求。上海的历史和上海人之间究竟谁塑造了谁？
（六）
上海越来越成为一个应该立身相当的高度去观看和亲近的城市。当我们走在纵横的街道上，仿佛跌落楼峰的谷底，连天空都被修剪得格外狭窄，我们在群楼峡谷的缝狭中小心翼翼地拥挤和穿行。但是，当我们站在楼厦的顶层之上，当我们飞身在高架桥滚滚的车流之中，天空变得舒展和开阔，贴近地面的所有的嘈杂都被切去，海岸蓝天映衬着群楼超拔特立的倩影。我们绕着这些楼群逡巡，楼群又围着我们旋转和盘移。在楼缝中讨生活的人们格外珍惜登高?望的位置和机会，我们偶尔从这城里进出，也染上这座城的嗜高的特性。我们不断地被诱引着从一个高处奔向另一个高处，人类趋高的本能被压抑和调动着，并不时地在某一个高点上得到调适和舒展。高架路更把登高眺望变成了超拔的巡视，一种君临天下的奔驰，一种无所不能的拥有和展望。上海成了大舞台，我们在这个舞台的顶端上穿梭滑行，成了半空中飞翔的“神”。向上流动的追求，实质上是“神”性实现的公共心态，是神化传奇的自我满足，正被上海的百年发展塑造得如此轰轰烈烈，气冲斗霄。
（七）
在北京，朋友请客吃饭到“禅酷”主题酒店，这是一个以监狱为主题的饭店，是十分典型的北京的文化时尚。这种时尚乐于将社会的各种十分不同的因素消解而成特殊的消费文化。监狱成为一种主题，让时尚人士在这里体验一次不凡的经历，一次夸张的视觉联想。牢狱、铁链、手拷成了一道佐餐的风景，想像中的慨叹将一种严酷的社会神器视作文化盛宴，品尝的消遣带出那种与当代社会殊异的颓废和自嘲，还包藏着某种挑逗的恶作剧心态。而在上海，时尚的朋友们一定会到新天地聚会。那里是一片老石库门建筑，往日印式的石库门天井、青砖铺地的街廊被时尚所呵护，缤纷的流光溢彩装点着老墙，折射而为上海早年的风花雪月，富贵堂皇。但这里却没有那种反叛的挑衅意识，没有为官消闲的隐喻。有的只是标准的商业时尚，是打造精致的月份牌，是归返体制的依恋心态，是上海版返乡者寻梦的乐园。
70年前的“京海”文化之争，冥冥之间在这里打了一个结。作为商业消费的时尚，两者都有着一种粉饰的造作，一份设计的刻意，但在北京带着一种近官的“痞”味，在上海则带上一份近商的“娇”气。
（八）
几年前，和朋友一道去参观画家孙良的画室。黄陂路一带洒满梧桐树影，我们踩着斑斓的阳光，走进一个老旧的洋铁门，仿佛从树丛中一下子爬进狭小的门道和旋梯。据说，这里正是当年跑马厅的马厩。马厩在西方有着一种特殊的含意。孙良选了一个好地方，在这里孵生他的作品。窗外一街之隔，当年的跑马厅，当时正酝酿着改造成美术馆。马厩与跑马厅、画室与美术馆，孙良有意无意地打破了一个历史的谜，揭开了一份天命遗送的讯息。几年来，每当我走进美术馆，我总会想起那个马厩，想起某种冥冥之中的因缘。我多么想建议将马厩保存下来，改造成美术馆的画库，或艺术家的工作室。我相信，它们两者之间应当有一种东西正穿透着时空，将存在的因缘和神秘联系在一起。
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主题是“海上上海”，海上，代表着一种无尽的飘荡和变幻，上海，则将这份暇想凝定在这座都市之上。近代文化史常将上海的文化现象称作“海”派，一个“海”字尽写这座挟海临江、占尽东西潮头的都市文化的风流景象。当我们坐在新天地石库门的小天井中凝望一方蓝天的时候；当我们立身金茂大厦九重天酒廊极目远眺由楼群铸成的蚁生蛹长的无边大地的时候；当我们望着黄永石水那座沙制的汇丰大厦怀想它的身份变迁的时候；当我们驾车沿高架线与天际一道临风驰骋的时候，我们总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慨叹，一丝随时都会失落的惶惑，一份面对蜃楼般摇曳景象的无端发问。一切都是那样变幻不定，当我们走近的时候，它正远去；当我们以为抓住的时候，它瞬息消遁。那些最为熟悉之处，往往变得无法辨识，而在陌生之地，却突然读懂了沧桑的变迁。上海像一座在海上飘荡和生长着的城市，她总让我们跨越时空，去感受一种海市蜃景般的梦想和希望。
《浦江东眺》（纸面油画）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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