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海经》里，记载着一个“巴蛇食象”的故事。据说这个故事说的就是洞庭湖区的原始先民是以“蛇”为图腾的。后人称这种“蛇”为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洞庭湖区的祭龙活动就已经成为一种民俗之风了。凌纯声在《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中记载：“龙船，以民族眼光观之，即越人祭水神所架之舟。”可见，在原始社会末期，巴蛇不仅已被神化成了“龙”，而且还被模仿造成了龙船，并成为祭水神的“所架之舟”。从此，龙舟文化也就从水上滔滔的龙船开始上升到笔端而源远流长了。
龙舟文化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一样，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相传在周穆王时（前1001－947年）龙舟就出现了。并且，随着龙舟的出现，龙舟竞渡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逐渐演变成凭吊屈原的一种纪念活动。
无论在汨罗江畔，还是在古罗湘阴，或是在洞庭之滨，龙舟竞渡的故事是很多很多的。
“草船借箭”是人们所熟悉的故事，而“草船竞渡”却就鲜为人知了。
现在人们眼中所见到的龙船，一般长若20－30米，划手30来人不等，有舵手、旗号、锣鼓手。小型龙船一般划手8－12对，中型龙船划手24－36对，大型龙船划手多达48－100对以上。有的船头上还有司旗或一人玩杂技的。船尾都有舵手，船的中舱则是锣鼓手。这些多少流露出时髦装饰且大小不一的龙船，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原来却是草划子演变过来的身世。
草划子原本是汨罗江畔和洞庭湖区一带的渔民与农民用来打湖草、捕鱼用的小船。船身只有5－7米长，约1－2米宽，坐几个人或上十人。随着龙舟竞渡的出现，原汁原味的草划子已经滞后了。于是，人们开始了对草划子的改造。竞渡时，在草划子的船头加一根翘，在船的中舷安一对翘杠，用一根粗粗的麻索从顶端的交叉处穿过，把船头与船尾紧紧系住。这样划起来可以减轻水的阻力，简捷轻快，又不要花多少钱，平时还可照样捕鱼、打草，竞渡时作龙船划，很受农民的青睐。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在湘阴的湖区还有一些用这种草划子竞渡的。
随着龙舟竞渡规模和“夺标”定则的不断完善，参赛的龙船也就都讲究美观形象起来了，草划子也就不适应了，于是一种专门用于龙舟竞赛的龙船产生了。而且，在造型、规模、规格、取材、管理、组织等方面都更加严密了。在解放前的湘阴县城，就是按照居民居住的保、甲，以龙船的红、黄、青、兰、自筹颜色作为标志，定规则，分组竞赛。有的还以龙船为单位组织群众性的龙舟会，负责龙船的保管、维修和组织竞赛等事宜。龙舟会的组织虽然是民间的，但权威性却很高。
在汨罗江一带，还有偷木材造龙船的习惯。这种习俗的理由是说“贼”的手脚麻利，行动敏捷，用偷来的木造船跑得快。再加上造船竣工的头天晚上还要举行“关头”仪式，这就更神了。什么叫“关头”仪式呢？就是在新造的龙船上放下排长长的油灯，龙头前放一张八仙桌，摆上贡品、香烛、油灯。香烛点燃后，龙身被照得通明，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时，领班的木匠出列主持，手持一只大雄鸡，划破鸡冠，将鸡血滴在龙头上，口里不停地念着咒语，众人则守候到天明。
祭龙仪式就更加隆重了。1992年，在岳阳市南湖赛场举行的“屈原杯国际龙舟节”就是在屈子祠举行祭龙仪式的。赛前，几十支参赛队抬着龙头，集结在屈子祠的屈原塑像前祭龙。仪式是很隆重的，大厅里灯火辉煌，香烛弥漫，鼓乐喧天，龙头云集，队列整齐。整个仪式约进行了20来分钟。参赛的国外队员和前来观摩的国际友人也都应邀参加了祭龙仪式，使他们有幸尝到了中国龙舟文化的特殊品味。
在传说中，不仅龙舟竞渡源于原湘阴县的汨罗江两岸，而且还有端午节的来历也有源于湘阴、汨罗的历史记载。早在南朝时（420－589年），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隋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对此也有记载：“南方民族又竞渡，世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楫拯之。”
由此可见，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殉国”与“五月五日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以及五月五日“以竹简贮米，投水祭之”和五月五日端午节并不是什么巧合，而是同出一辙的源于“屈原投汨罗（江）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演变而来。至此，龙舟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由传说中的巴蛇――到神化了的龙――到龙舟――再到龙舟竞渡并升华到龙舟文化的漫长过程。而今，龙舟文化随着龙舟竞渡的鼓角，已从汨罗江畔响遍了神州，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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