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个人的阅读兴趣和“特定的求知方向”，韩少功先生在《岁末扔书》中将书分为了四类，即可读之书、可翻之书、可备之书和可扔之书。（见2004年6月2日《中华读书报》）何为可扔之书？韩先生认为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的书。对这些书，韩先生“每至岁末，我总要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清理
细细品味韩先生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一旦嗅出气味不对，立刻调头就走。”但自己的书房里却又有许多每年都要扔掉的“垃圾”，可见这些垃圾书一定是别有来历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琐碎的好奇。还有一个引起我好奇心的问题是，韩先生每至岁末扔掉的都是些什么书，那书名是什么呢？也许因为扔得太多，一时不能一一记起来，或者是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罗列。但捡几本最使韩先生厌恶的，点名一二总是可以的罢。可惜，我们只知道韩先生在扔书，可终于不知道他扔的是哪几本。
如果理解不错的话，韩先生的这篇以“扔书”为题的文章，是在批评当前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即“垃圾书”“骗子书”太多地充斥于市的不良现象。对此，相信很多读者是深有同感的。对当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变得有些畸形的文化市场，确是需要严厉而深刻的文化批评，尤其需要像韩先生这样的文化大家来带头。
因为喜欢杂文，所以读过一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批评文章。那时文化市场上的炒作和印刷“垃圾”的水平虽远不如现在，但也是很有些不良，甚至是丑恶的文化现象的。对此，举凡有名且有责任感的作家、学者，都做过自觉的文化批评。那批评可谓真的批评，倘要批评书，便点出书的名字；倘要批评人，也毫不留情地直呼其名；即便是批评某种文化倾向，也要点出涉及者的名号来。这样的文章，鲁迅、胡适、陈独秀及林语堂等文化名人都写过不少。尤其是鲁迅先生，即便是师友，只要觉得该批评，也毫不客气，比如对他的老师章太炎，真的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当然，这样的批评现下也是有的，《中华读书报》近期便刊发了几篇直呼其名的进行学术争鸣文章。就在发表了韩先生文章的同期报纸上，于《文化月谈》栏目中，就刊有青年作家李师江的《批评便条》，点名批评了余华、李银河、阎连科、莫言及马原等名家。且不论李师江的批评是否偏激，但对于那些名家，至少可以使其闻之而有一点感觉的。很遗憾，在眼下，一面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下整个图书市场陷入通俗与媚俗的浅薄境地，大的审美趣味已经极度低劣”，一面则越来越难听到对这种现象的“扎针式的批评”。
相反，文化批评却是越来越呈现出“贴膏药”的样子，无关疼痒地朝着文化一大片地糊下去。甚至治疮的膏药也制作了出来，却是手持了轻轻地扬在半空中。这“批评的膏药”中虽然也有猛药样的激烈言词，也满含了社会责任，但由于飘在空中，便总也找不着准确的落点，以至这样的批评又成为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了。当文化批评成了一片飘在半空中的膏药时，也就难怪文化市场过于中庸，以致快得成了一锅稀粥，并不时地从中散发出一股腐臭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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