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上海前夕，写好了《李霁野与诗歌》一文的草稿，但由于那是在很不完全的材料上草就的，我不敢把文章拿给与会专家看，只做了个简单的发言。让我惊喜的是，皇皇九大卷的《李霁野文集》赫然出现在鲁迅纪念馆的展厅里。而与我在宾馆“同居”的就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王绍明先生。因此，我很快了解到了有关文集出版的一些内幕情况。
早在1980年代中期，李先生就张罗着要出自己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同意给他出。于是，他在儿子李方仲等人的帮办下，自己先做收集、整理拣选和工作。据说，原来打算出十六卷。在李先生70多年的文字生涯中，他的总工作量大概将近一千万字，正式出版过的大概就有七百多万。此次以“九卷”的规模推出，收了415万字，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其中书信卷本来有80万字，经过李先生自己和出版社的两度筛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40万字。可见，李先生的拣选标准还是相当严格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这一生的写作翻译的一个总结性的价值判断，也可以看出他经过解放后在文坛和政坛载浮载沉几十年后的一些创伤性的心理状态。
1991年“百花文艺”出了《李霁野文集》第一卷之后，没有再续出，纯粹是因为资金问题。此次文集由十六卷压缩到九卷，也有资金方面的原因。还有版权问题。如《史达林格勒》是李先生发表于1949年的译作，1953年曾改名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重印。由于小说原作者涅克拉索夫逝世距今不到五十年，他的作品还没有过版权保护期，为了省却日后可能出现的纠纷和麻烦，出版社干脆不予收入。
有些是属于李先生自己不愿意收的。如1950年代，李先生在“时代欣快症”的感染之下，突然聊发少年狂，激情奔放地汇入群众话语的洪流中，配合着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宣传，大写特写了30首短诗和一首长诗《海河岸上人家》，并结集为《海河集》，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这些诗，连同“文革”爆发前写就的另一首长诗《史湾赵平》，全都内容空洞贫乏，语调僵硬重复，形同标语口号，没有诗情，没有诗味，也没有诗才。我在那次发言中提到这一创作现象时，说，李先生晚年再见《海河集》恐怕要“毁其少作”，在编“文集”时恐怕要藏拙。“文集”第三卷是诗歌卷，我一拿到手，就翻看目录，看看我那后设的预言是否正确。果然不出我所料，李先生不仅对那部“跟风”诗集的标题重新做了命名，改成了与原名完全不搭界的《琴与剑》，囊括了他愿意收入文集的所有新诗。我仔细比对并统计了一下，《海河集》中的诗作收入文集的只有十八首，而且全是短诗。那两首长诗则连影都没有。据说，《史湾赵平》一诗的原稿一度曾在“文革”中丢失，后来李先生回忆起了两个片断，发表于天津的《新港》杂志。现在，有人为“文集”未能收入这两首长诗，尤其是从未曾完整发表过的《史湾赵平》，而感到遗憾。我觉得，那是不了解李先生的文学观念的转变所导致的。到了1980年代，文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拨乱反正之后，李先生对自己50年代忽然诗兴大发所写的作品是后悔的。他晚年不愿意把它们或其中大多数收入文集，可能是不愿意拿这些拙劣的东西显摆或献丑；而在他去世后，后人如果还要把它们拿出来放在他的名下正式发表，则无异于让李先生受鞭尸之辱。该让时间遗忘的，就让它深埋在历史的岩层下吧。
李霁野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属于比较听话的那一类知识分子，曾积极配合过历次运动，甚至抬出乃师鲁迅先生为新的意识形态宣传服务。他因此得到过相当的厚遇。有所得之后对失去的害怕是双倍的害怕。李先生不免有这种恐惧症。托洛茨基的文艺批评名著《文学与革命》是李先生翻译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一部译作，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早在1928年就由他自己主持的北京未名社出版了。当时，翻译、发行这样的戴着“苏联”、“革命”和“红色”这样三顶帽子的著作，是极为危险的举动，充分显示了少年李先生的胆魄。但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在编文集时，他居然不敢把这部现在依然有人要看的译作收进去，就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托洛茨基依然是一个所谓的敏感人物！这固然可以折射出李先生对政治的敏锐，也可以见出他的谨小慎微。
当然，李霁野的著译还有阅读余地的，不仅《文学与革命》这一部，还有收入“文集”的《回忆鲁迅先生》、《简・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除了原来的序跋，李先生这回在编定时，又写了些简短的回顾性的或交代性的文字；使我们对这些史料的产生、流传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当然，说到原文的修改，对于一个耄耋之人来说，要有多大的修改，是过分的要求。
对于一个文字工作者来说，到了晚年，做不了多少文字工作的时候，如果能亲手编定自己的文集，我想，是人生一大快事。就如同雪霁后，在宽阔的田野里，收割麦子似的。行文至此，我仿佛看见李先生的背影，他正手持着镰刀，缓缓行进在暮色苍茫的田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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