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馆独立设置已明朗化之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由“要不要设立”转为“如何设立”。首先是名称问题。先后有“现代文学资料馆”、“国家文学馆”、“国立台湾文学馆”这三种称呼。“现代文学资料馆”系“文建会”1992年规划之初拟定的。可“现代文学”应如何界定？广义应指内地、台湾的当代文学，其中包括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狭义是指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只要定名为“现代文学资料馆”，那台湾文学的地位只能是“在现代文学资料馆中设一个专门的台湾文学资料室”（2）。他们说：现代文学的“现代”既然不是指现代主义而是指当代文学，那就“应该叫现代台湾文学或当代台湾文学，不此之图，显然就要避用‘台湾’二字”。失去了台湾的主体性，“必然出现有文学而无台湾、有传统而没现代的‘现代文学馆’”（3）。为了平息这些本土作家对“现代文学”看不顺眼，当局便决定去掉蕴含有“中国”之意的“现代”二字，因而有“国家文学馆”的折衷方案。到了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在台湾官方字典中不再缺席的年代，这个残留有“泛蓝”色彩的方案终于被“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名称所取代。不过，同意这一名称的作家学者，主要把“台湾”看成是一个中性名词或地理名称，而“泛绿”派人士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心目中，“台湾”一词系相对“中国”而言。
和名称相关的是文学馆的定位问题。用马森的话来说，“主要分两派意见：一是成立现代文学资料馆，以中国现代文学以迄台湾现代文学为主，凡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包括台湾、中国内地的文学作品都在扌重藏范围内。二是台湾文学资料馆，收藏清代、日据时代以至今日当代台湾文学作品。考虑到范围的大小，现在应设立的是大型的现代文学资料馆。”（4）陈信元认为不仅应该“以本世纪以来至今的台湾现代文学为收藏、研究中心”，而且“1919年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1949年以后的内地当代文学，以及20世纪海外华文文学，都应纳入收藏研究范围，才能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资料和研究中心。”（5）从马来西亚移民到台湾的陈大为也反对把文学馆定位为台湾本土，认为应注意“各种内地文学出版品，尤其当代的创作及理论方面的读物，更值得关注。所以我反而希望在国家文学馆中，看到一个规模宏大的内地文学研究室。如何能有一个亚洲／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室更好，与其成天高喊亚洲金融或航运中心，不如先从亚洲华文文学中心开始做起，再加上星散于亚洲以外的几十位华文作家，就是世华文学了。如果我们的‘国家文学馆’能致力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与收藏，对台湾人民的阅读及研究视野而言，绝对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6）陈大为是典型的“立足台湾，胸怀中国，放眼世界”。不过，他的调子定得过高，不切合台湾学术界的实际。像内地文学研究在台湾早已萎缩多时。不要说“规模宏大的内地文学研究室”，就是小规模的也无从谈起。何况有人认为，强调“世界”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而台湾最要紧的是本土化而不是全球化。另方面，亚洲以外的华文文学著名作家很少，但陈大为坚持认为：“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亚洲视野，掌握并整理这个地区的华文文学。台湾已经够小了，不要老是本土，老是南瀛，老是花莲。希望国家文学馆能开拓我们实如井蛙的眼界，而不是替我们继续把井往深处挖掘。”（7）本土化的政策的确使台湾文学的道路越走越窄，“走向世界”或与国际接轨越来越难。陈大为的言论打中了某些人的要害，可惜他的观点附和者不多。
不仅文学馆的名称会影响定位，而且馆址的选择也与文学馆的定位有极大的关系。关于馆址设在何处，一开始就有“南北之争”。“北派”学者认为：“出版社百分之八十都设在台北，大部分的学校及研究人员也都在北部，史料放太远不方便。且台南旧市府的空间并不适宜，文学资料馆需要很大的阅览或展览空间，若只做为典藏单位就失去意义。”（8）《联合报》副刊主任陈义芝的看法也相同：“从资源运用的角度来看，设置在台南有点可惜。任何时期都有其文学的重心，因按照自然形成的方法去设置，像是五四运动以来，几个文学重镇如北京、上海，都是自然形成的文学生态，才能做到运用之方便与功用之大。”（9）这里的参照系是祖国大陆，加上《联合报》又是统派报纸，故陈氏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南派”学者却认为设馆应注意文学生态的平衡，不能做什么事都要以北部为中心。如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吕兴昌认为：“文学馆的设馆最早便由台南方面人士提议，且台南是台湾文学的发源地，是个文化重镇：台湾文学研究者有许多在南部，南部的几所大学对台湾文学更是非常重视。”（10）设馆是否由南部作家首先提出，这还有待考证。但不管怎么样，不少“外省作家”均不同意这种观点，如姜穆认为：“文学馆的设置，只考虑南北文学建设的平衡，这是平均主义……要说平衡发展，‘国家文学馆’应该设在花莲、台东，为什么独厚台南？”（11）陈大为则直截了当地说：“设馆于使用人口相对较少的台南，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这不是重北轻南的问题，而是北重南轻的现实考虑，大部分的文学研究人口及创作人口都在北台湾，‘国家图书馆’也在台北，为何不把文学资料集中在一地，让想查询的学者和学生可以省去更多的时间与车程，只要来台北一趟就够了，不必两地奔波。”（12）不管陈大为这些有眼光的学者如何呼吁，本土化趋势势不可挡，在台南设馆已成了事实，再争议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文学馆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学传播场所，同时也是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学者的心灵之家。为了让文学馆能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不让文学家们失望，首任馆长人选是文学界极为关心的问题。有人问：他“会是文学界人物？还是官场人物？或有更甚者，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这是我们第一要注意的。”（13）张默在《谁是最适任的馆长？》（14）中也认为：“首任馆长极为重要，他必备的条件是对文学史料的专业、对当代台湾文学有宏观与前瞻意识，更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与不可或缺的广博与包容性”。这里虽没有提及意识形态的纷争，但南北两派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人选。如钟肇政就推荐曾为“皇民文学”张目的张良泽做馆长（15）。“北派”眼看这时的“文建会”不再是国民党领导而是民进党主政，文学馆不可能再设在台北，也就不据理力争了。果然不出所料，张良泽当了第一个“台湾文学系”系主任后，和张氏具有同一文学观念的林瑞明成了首任文学馆馆长。林氏虽然不是“官场人物”，更不是“莫明其妙”的人物，而是对台湾文学有深入研究和贡献的学者，但其行政能力和包容性还有待实践检验。
既然馆名不再是“现代文学资料馆”，它也不再“附属在一个对‘台湾’有敌意的组织下”，其“重点是台湾文学的主体性”，（16）故其整理文史各项，均以本土文学为主。除《杨逵全集》、《龙瑛宗全集》、《李魁贤文集》外，另有施懿琳负责的《全台诗》，陈万益主持的《台湾文学辞典》，黄英哲负责的《日治时代台湾文学史料编译计划》，林瑞明主持的《杨云萍全集》，江宝钗主持的《黄得时全集》，彭瑞金负责的《叶石涛全集》。这十个委托研究方案，“外省作家”严重缺席，主持者绝大部分为“泛绿”色彩的学者。为了突显这一特色，前面一个研究计划还特地标明“日治”而非“日据”，由此可看出研究者的政治取向。这显然蕴含有省籍和统独问题，但由于这个文学馆是在南北文学界同仁不断建议、呼吁和殷切期待下才设立的，且它毕竟是文学事业的一部分，故“泛蓝”和“泛绿”两派均没有将争论公开化。应该指出的是，上述项目尽管有遗珠之憾，但毕竟对台湾文学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与内地学者的研究也不重复，如《台湾文学辞典》不偏重作家作品，还涵盖原住民文学、民间文学、古典文学、日据时代文学、光复后当代文学、儿童文学及戏剧等七大领域（17），这均有一定的创意。
人们期待台湾文学馆，不仅是搜集、保存、展示文学资料的中心，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中心。因文学馆不等同于资料馆，从事单纯的典藏工作。其功能不是以“有”为荣，而是以“用”为荣。文学馆与林语堂纪念图书馆、赖和纪念馆也有区别。除其对象不是单一作家外，还因为其功能不是专供人瞻仰和凭吊。文学馆主要是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它在征集与收藏时，还要整理与研究，乃至编辑与出版，因而台湾文学馆除设有典藏组，负责征集手稿、日记、照片、版本、录影带外，还设有展览组、推广组，另设立了负责文学发展、文学专题、文学史料的研究译述等事项的研究组。也就是说，硬体工程（包括台南市府旧地古迹修护及新建工程）2002年底完工后，将大规模充实包括研究在内的软体内容。事实上，各项以南台湾为主的研究、出版、展示计划正在实施中，“北派”文学家的收藏、研究与出版则从中心走向了边缘，陈大为们“最起码的亚洲视野”（18）的期望由此成了泡影，这对“开拓我们实如井蛙的眼界”（19），无疑不是福音。
注：
（1）龚鹏程：《“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工作与定位》，《文讯》别册，1997年10月号。
（2）（4）（8）（9）（10）转引自汤芝萱：《文学界对“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建言与期待》，《文讯》别册，1997年10月号。
（3）（16）彭瑞金：《台湾文学馆要独立》，《台湾日报》1997年4月20日。
（5）陈信元：《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文讯》1992年9月号。
（6）（7）（12）（18）（19）陈大为：《一个最起码的亚洲视野》，《文讯》1999年1月号。
（11）姜穆：《资料典藏应以运用为主》，《文讯》1999年1月号。
（13）丘秀芷：《谁来领引》，《文讯》1999年1月号。
（14）《文讯》1999年1月号。
（15）钟肇政：《台湾文学十讲》，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
（17）许素贞：《“国立台湾文学馆”暖机起动》，《2001台湾文学年鉴》，“文建会”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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