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5日，美国前总统里根（1911－1994，1981－1988为美国第四十任总统）去世，美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在他的任内，曾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并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举行过多次高峰会议，其表面
罗纳德・里根的演说在我听来就像号角的呼唤。在他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总是用简单、直接而有力的语言来表达观点，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特声音。因此，在我26岁加入他的演说词写作班子时，我的目标是帮助里根听起来继续像里根。1987年里根要到柏林参加这个城市建城75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且要参观并在柏林墙前面做个演讲。如何拟定演讲词真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仅仅被告知他要在墙前演讲，听众大约有万人，而且他在那种场合可能要讲到外交问题。
1987年4月的一天，我会见了在柏林的美国首席外交官，希望能获得一些材料。这个外交官知道里根不能说什么。因为西柏林人在知识和政治方面颇有城府，他应该注意点儿。不要过分激动，不要抨击苏联人，也不要有关于柏林墙的过火的言辞。这位外交官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对包围着他们的这堵墙习惯了。
在会见这位外交官后，我乘坐一架美国的军用直升机在柏林上空飞翔。从空中往下看，这堵墙与其说是把柏林一分为二，还不如说它隔开了两种生活方式。在一边，我看到了运动、色彩、拥挤的人行道。在另一边，建筑物被战争期间的炸弹炸得满目疮痍；行人们衣裳褴褛。东柏林那边排列着岗哨、一排排的铁丝网等等。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了一个晚餐会，主人是迪特尔和英格堡・埃尔茨。他们都是德国本土人，迪特尔在世界银行退休后来到西柏林颐养天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们主办了这次晚会是让我对他们的城市有些感觉。他们邀请了许多行业的柏林人，诸如商人、学者、主妇。我们谈了天气、德国葡萄酒。然后，我就把话题转到那位外交官曾告诉我的情况。我问：“是真的吗？你们已经对这堵墙习以为常了？”
迪特尔夫妇以及他们的客人们均面面相觑。我的心沉了下去。我会被看作粗鲁、没有策略吗？终于有位男士举起了臂膀指了指，解释说：“我的姐姐住在那个方向20英里的地方。我们已经有20多年没见面了。你认为我们对此能习以为常吗？”接着，另一位男的开始讲了。他说，每天早上他在上班的路上，总是要通过一个岗楼。每天早上同样的士兵总是要用双筒望远镜盯着他看。“那个士兵和我讲同样的语言。我们有共同的历史。但是我们之中一人是动物园看守，另一人是动物，而我从未确定彼此的角色。”我们的女主人挥着拳头愤怒地说：“如果这位戈尔巴乔夫先生真的要‘公开性’和‘改革’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有实际行动，拆除这堵墙。”
回到华盛顿，我告诉总统演说撰稿负责人托尼・多兰说，我想让英格堡・埃尔茨的评说作为里根演说的中心话题。我想其所表达的激情和道理听起来很像里根。在一个草稿里我写道，“HerrGorbachev，拆毁这堵墙。”使用“Herr”是因为我认为这个称呼将使总统的德国听众高兴，而“拆毁”是我能想到的惟一的动词。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仅仅拟了第一个草稿，自己也不满意。我至今还能听到托尼把草稿往我桌上一扔，说：“不好！”我问，“哪儿不好？”“我就告诉你不好。”“哪段？”“整个不行。”
下周我又写了个草稿。这次我用更强硬的语言直接挑战苏联领导人，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这堵墙”。5月15日，此次出访的演说词拿给了总统。18日，演说词作者被请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我的演说词是最后一个被讨论的。传播主任汤姆・格里斯科姆询问里根的看法时，里根简单地回答说他喜欢。
“总统先生，我听说您的演说不仅将在西柏林，而且将在东柏林被听到。您有什么话要捎给柏林墙另一边人民的？”我对他说。“关于要推倒墙的那一部分。那堵墙必须要倒。这就是我想对他们说的话。”他答道。
在随后的三周，演说词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传阅。两家都设法使这部分沉默。他们说，太天真、笨拙、太具挑衅性。两家还提交了他们自己的演说词，总共不少于7个。在每个里面，“推倒这堵墙”均不再出现。
在总统赴欧洲前夕，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霍华德・贝克把汤姆・格里斯科姆叫到办公室。他后来回忆说，“办公室里只有贝克和国务卿舒尔茨。”舒尔茨反对这个演说词。他说：“我认为关于推倒墙的那句话将会对抗戈尔巴乔夫。”而我说：“国务卿先生，总统已对这句话表示了意见。他感到合适。”
里根来到柏林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又提交了另一个稿子。但总统已下决心说出那句引发争议的话。里根微笑着说：“国务院的那班小伙子们要杀了我，但我认定没错。”
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终于站在了柏林墙面前，他身后即为勃兰登堡大门。聚集的人群倾听了他的每一个字。“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终于来了！没有委婉、一相情愿，只有事实。这是里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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