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版《冬日女皇》封面
现代世界没有为俄罗斯提供诞生文学大师的土壤，但这并不妨碍俄国文学创造一个个商业奇迹。在一般读者的眼里，侦探小说
包里斯・阿库宁写的是犯罪和侦探小说。但是，就连这一点也常常是个疑问。评论家为他的品类归属伤透了脑筋。作为阿库宁系列小说的主角，范多林，这位名满天下的年轻侦探，几乎是19世纪知识分子的范本：虽然他20出头、健康快乐，但出门散步时手里总要提一根手杖，嘴里叼着一根雪茄。每逢晚餐聚会，他还要穿件浆洗过的硬领衬衫，往前胸扣眼上别上一只红玫瑰。这位侦探的推理表现卓越，往往让现代侦探相形见绌。当今天战略家们使用数码科技和PowerPoint幻灯投影仪的时候，范多林却在没有任何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出其不意地将案件物证一件件列出合理的秩序。范多林的经验是在头两部小说里从一个初级侦探起步逐渐培养的。阿库宁的这部名为《阿扎吉尔》（Азазель）的侦探处女作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的热情拥戴，这部小说随后被电视一台制作成了电视剧。作家从此名利双收，文思一泻千里，两三年下来推出大作近10部。
阿库宁最有效的魔法之一，是他的疏离和怀旧并存的技巧。他把故事的时间选在一百年以前的旧俄国，详尽细致地描写当时的社会风情，精心刻画出一个徘徊于现代门槛之际的世界。《冬日皇后》的故事发生于1876年――那时，侦探新手范多林平生头一次见到电话机，对这稀奇的玩意儿惊讶不已。他还对达尔文针对儿童“遗传潜能”的差异因材施教的理论饶有兴致。在《利维坦》中，范多林不无得意地想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清除现场浮尘以确认案犯指纹的主意，他还不时用早期的雷明顿式打字机敲出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一段文章自娱。阿库宁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是那种充满重大事件和社会变革的年代，故事中的阴谋暗算和相互倾轧在其中徐徐展开。在他的第一本小说中，范多林揭发出了一个以俄罗斯为基地的间谍网，这显然是对1881年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团体的模拟。
作为一个悬疑小说家，阿库宁的叙事技巧也算驾轻就熟。随着嫌疑犯的圈子渐渐缩小，范多林的算计天才总是抢先一步，从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和合理。不谙就里的读者很可能忽略侦探手册上的警告：不要匆忙做结而导致判断失误。但是，作家总是拥有特权般的优势――他用转换各章场景和视角的办法制造了一个混杂的调色板：这里有和蔼但挑剔的法国侦探，有突然拥有一笔神秘财产的英国老妇，还有一头乱发、悲剧缠身的准男爵和患有强迫禁语症的日本游客。读者不难发现，阿库宁吸收经典小说中的手法：让所有的角色都有嫌疑，直到最后才笔锋一转，抖露出案件真相。
缠身的准男爵和患有强迫禁语症的日本游客。读者不难发现，阿库宁吸收经典小说中的手法：让所有的角色都有嫌疑，直到最后才笔锋一转，抖露出案件真相。
评论家们花了大量笔墨分析解释，在世界上拥有显赫文学传统的俄国人为什么会对阿库宁的神秘小说趋之若鹜。纯文学论者将阿库宁归于惊险小说家，跟阿列克姗德拉・玛丽尼娜、达莉亚・冬采娃和波琳娜・达什科娃撮堆儿归类。这些作家的纸皮本小说带着典型的悚动和血腥的封面撒遍大街小巷地上地下，是俄罗斯人坐地铁上打发时间的低等读物。的确，阿库宁的作品往往只在表层撒了一层纯文学的糖粉，他的书永远是黑色的封皮设计，内里穿插着仿维多利亚风格的插图，诸如此类不过是巧妙的市场策略，为的是同那些同类的“产品”拉开距离。阿库宁的成功在于他推演出了一个独到的包装公式，取悦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读者：最有眼力的读者欣赏他驾御历史素材的想像力，那些最不挑剔的读者，还是可以把他的作品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它们具备所有消闲小说所应有的任何元素。
这种巧妙的包装始于作家创作的原初。据说，他写小说是源于妻子曾经对他说过，她很喜欢读神秘小说和犯罪故事，但是羞于在人前阅读它们。于是，她老公――这位本名为格里戈利・契哈尔基什维利的文学评论家、日本文学的翻译者，就此开始用包里斯・阿库宁的名字创作这种为两种读者同时接受的作品，它拥有“严肃”文学的外表，把文学经典中的优异特性运用到极致，但在情节和故事的设置上则顺应民意，迎合老百姓的平常口味。在处于混乱和整合中的俄罗斯，包里斯・阿库宁小说幽雅轻巧的结构和完美结局吸引了大批读者，他的系列作品销量早已突破800万册。西方书商看好他在俄国的佳绩，试图在英语世界也制造出一个范多林现象。兰登书屋在近两年内相继翻译出版了阿库宁的《利维坦号谋杀案》（Murder on the Leviathan）和《冬日女皇》（The Winter Queen），另外8部作品的出版计划也已经落实。
对阿库宁归类的争论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他同俄罗斯文学界的严格分类法则开了个玩笑。他这种文本包装的配方赢得的成功，吸引了不少高端作家竞相模仿。作家们大概早已过够了曲高和寡的清淡日子，看来一定会努力向阿库宁学习，把争取大众口味和口袋的斗争进行到底。
俄文版《阿扎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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