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科内，文学、历史相对经济、哲学等转载要少。文学里面，文艺学
最多，现当代文学次之，古代文学再次之，语言文字学又次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读者面的问题。原因可能与古代文学、语言文字学不容易看得懂，或者实用价值意义不大有关。
选题宏观的论文，与现实性结合紧密、关注当下热点问题的论文，具有方法论意义和揭示规律的论文，学术信息量大、综述性的论文，尽管挖掘较浅，哪怕稍后即如过眼云烟，也易于被转摘。
不能“以刊论文”（即以刊发文章的刊物级别来论文章本身），学界已经讨论颇多，大致得到认同，尽管在成果考核和奖励的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但是在看待学术论文的影响和期刊转载排名以及期刊的评价体系等方面仍然走的是“以刊论文”―“以文论刊”的循环之路。本文即对此展开论析。
论文一旦被转摘，便是佳作，已成惯例，其实仍然是“以刊论文”。论文被引用，证明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但不能绝对化。
对学术论文的影响怎么看待，似乎论及者少。论文一旦有了影响，便理所当然地都成了佳作，似乎已是惯例。说到底，还是“以刊论文”，只不过刊物替换成了转摘刊物而已。
学术论文的影响,一般来讲有两种：一种是转摘，一种是引文。
先看转摘。现在我国比较重要的学术类转摘刊物有：《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下文简称《社科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下文简称《高校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等；转摘的形式一般分全文转载（包括详细转载）、论点摘登和录目三种；转摘刊物的转摘论文数量有多有少，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102种，2003年度便全文转载21847篇，而《新华文摘》24年来300期共转载20000余篇和18000余条论点；转载途径有转摘刊物主动转摘、原发刊物推荐转摘、第三者推荐或自荐转摘几种，等等，转摘的形式、难易程度明显不同，所以对被转摘的文章应该区别对待。
从反馈类期刊选稿标准来看，《新华文摘》、《社科文摘》、《高校文摘》各有侧重，它具体体现在转载形式上。如发表于《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的《中国古代和亲的文化影响》一文，几乎在同时进入《新华文摘》、《社科文摘》、《高校文摘》的视野，但是转载形式不一样：9月15日出版的《新华文摘》第9期作详细转载和重点文章在封面标目，10月1日出版的《社科文摘》第5期作论点摘登，9月30日出版的《高校文摘》第5期也作论点摘登。再以我较熟悉的文学为例，据我统计（不含美学），《新华文摘》2003年全文转载61篇，《社科文摘》26篇，《高校文摘》28篇，其中三种期刊转载相同的没有1篇，《新华文摘》与《社科文摘》相同的只有2篇，《新华文摘》与《高校文摘》相同的只有1篇，《社科文摘》与《高校文摘》相同的只有2篇（此处没有统计论点摘登的形式），可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取舍标准。《光明日报》2003年7月31日C1版有文对《新华文摘》、《社科文摘》进行了比较，但是仅仅停留在刊登范围等形式上。我认为，《新华文摘》已经走上市场之路，必须考虑其每期10多万份的发行数，她的读者层次不一，因而内容庞杂，无所不包，必须注意可读性、普及性和现实性。又因为她转载的文章主要来源于学术界和她在学术界的深刻影响，也必须考虑学术性，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学术的普及性和普及的学术性。《社科文摘》因初办不久，发行量少些，读者主要也是学界中人，又有财团资助，没有考虑市场，编辑人马又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人员，期刊走的是“学者精英化、成果精品化”的道路，所以更加注重学术性。《高校文摘》主要反映高校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注重论文的学术价值。并且，同一种文摘内部也有不同的质量要求。例如《社科文摘》，正像其编者所坦言，他们始终面对许多矛盾，如：期刊覆盖权威性与全面性、论文选编专业性与可读性、内容含量高品位与信息量的矛盾。因而同是《社科文摘》转摘的文章，学术质量也是不同的。“本刊特别推荐”和“论著精华”两个栏目的学术质量最高；热点问题、对策研究、论点摘登、学术述评等则有对策性和文献信息量的考虑，学术质量次之。
同时，转载论文的比重也有学科因素在内。在大学科内，文学、历史相对经济、哲学等转载要少。文学里面，文艺学最多，现当代文学次之，古代文学再次之，语言文字学又次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读者面的问题。原因可能与古代文学、语言文字学不容易看得懂，或者实用价值意义不大有关。
再从论文本身来看。选题宏观的论文，与现实性结合紧密、关注当下热点问题的论文，具有方法论意义和揭示规律的论文，学术信息量大、综述性的论文，尽管挖掘较浅，哪怕稍后即如过眼云烟，也易于被转摘。而涉及面较窄、问题较小的论文，扎扎实实的考证类论文，尽管开掘很有深度，甚至自成一家之言能在学术史上留下一笔，也一般不易被转摘。并且，选题大的论文由于版面的限制（期刊一般要求来稿在一万字或者八千字以内）,往往易流于空泛,却因为易于转摘而被争相刊用；短小精悍、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小文章因少转载却要“周游列国”（刊物之间），影响了优良学风的形成。
所以，不要以为被转载的论文都是学术质量最高的，没有被转载的论文的学术质量就受到怀疑。
我们再看引文影响。一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一般来讲影响越大，但是也要加以区分。
首先，须区分自引和他引。自引又要分别对待恶性自引和必要自引。恶性自引近乎炫耀家底，必要自引则是正常学术规范，无可厚非。必要自引可以见出研究的系列性、渐进性，体现学术成长历程。他引也要区分“友情链接”和必要他引。前者似乎是时代变化了，文人相惜了，其实是一种送人情的表现，后者才是真正的学术原则，体现了学术传承链条中的必要一环，体现出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
其次，也要考虑到争鸣性论文易被引用而且引文较多的实际情况。它们一般较少被暗引，因为这种比较特殊的学术“文体”，不作引文，肯定有违学术规范。
同时，也必须考虑文章的引用是正面引用还是负面引用。一篇观点极端而非中允甚至谬误百出的论文，肯定比一篇四平八稳的平庸之作受到更多“批评”的关注。
当然，也还要关注暗引。对许多不知名的作者和学术期刊来说，他们往往只有暗引的资格，成为作者在文章写作时故意不作注释和期刊编辑因版面紧张而删掉注释的“牺牲品”。去掉了注释符号的“引文”应该还是引文。这就需要专家学者来判断了。
另外，综述性、学术动态类论文因为其信息量较大也容易被引用，但是，它一般注重资料性，学术价值较小，有些单位统计成果时折半计算。
对引文要怎么看，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时曾举上世纪80年代一篇简单测定蛋白质浓度方法的文章引用率一年上千次，持续三四年的情况，认为，“在没有更好、更准确的客观标准时，影响因子和引用率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客观标准，但不能绝对化。……不能说引用率越高文章的价值就越大。但大体上论文的引用率与论文的价值还是成正比的。”（《光明日报》2004年2月26日C1版）所以要正确对待学术论文的影响。尤其要避免许多期刊发表的学术次品、庸品由于引起了所谓的“影响”，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佳作”。
现在期刊转载排名仍然未脱“以文论刊”的套路。排名没有确认和鼓励刊物的精品意识。
不能“以刊论文”已被学界接受，但是不能“以文论刊”却似乎应者寥寥。通过统计刊物文章被《新华文摘》、《社科文摘》、《高校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摘数的多少（尽管仅仅转摘期刊的小部分文章），来对期刊进行整体评价，其实还是“以文论刊”的套路，仅仅换成了转载数的多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服务部每年都搜集资料，对全国的报刊（包括《新华文摘》、《社科文摘》、《高校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系列在内的100多种文摘报刊）中的转载数量进行分类排名和总排名。对《新华文摘》而言，更有年度全文转载排名和论点摘编排名。现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系列刊102种，号称“精选千家报刊，荟萃中华学术”，全文转载时有鱼龙混杂或沧海遗珠之憾，但是总体质量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特别是年度全文转载量排名连续4年在《光明日报》整版刊登以来，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广泛。尤其是2002、2003年度压缩了作者单位排名，增加了不同系统的报刊排名，从而加大了对报刊的评价分量。在期刊界，各期刊则各是其“是”（入选的体系）、各非其“非”（没有入选的体系），各喜其“先”（排名在前的体系）、各恶其“后”（排名不在前列的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排名仅仅看转载数量的多少，不看转载率，各报刊之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存在着评比的不公平性。如，《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的年度全文转载量排名，有三类报刊明显占有优势和便宜，一是在分类排名中的专业刊物，二是综合排名中发文量大、刊物厚的综合性刊物，三是出版周期快的月刊甚至周刊、日报等。
发文篇数多的报刊，因为转载多、索引多而往往排名在前。而许多发文篇数少、精品意识较强的刊物反而落后。如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在2002年年度综合性期刊排名中居第8位，分类排名中仅在哲学宗教类中居第19位，其他8类榜上无名；2003年年度排名中在第13位，分类排名中仅在社会科学总论类中居第6位，其他8类榜上无名。《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落后于《学术研究》、《江海学刊》、《学术月刊》，2003年度仍然在《学术研究》、《江海学刊》、《河北学刊》、《学术月刊》之后，但是谁能否认它在社会科学期刊和社会科学研究界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呢？原因何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篇数太少，2002年全年6期共发文为104篇。《学术研究》2002年12期发文300多篇，《江海学刊》2003年6期发文180多篇，《学术月刊》一年12期发文160多篇。《河北学刊》2003年全年6期发文280多篇。
排名仅看被转载论文（一般较优秀），与垃圾文章没有关系。所以有些刊物在垃圾文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排名却是不降反升，也就能够理解了。但是一篇垃圾文章对学术制度、学风和学科的建设方面的破坏远比一篇优秀文章影响更加恶劣。在此却无法体现。那么，有关单位公布排名的意义何在？这应该是排名的合理性最受质疑的地方。
因此，我认为，转载排名应该改革，第一、应该在全文数量相同情况下，索引越多的排名越在后。理由很简单，文章数量多，精品意识不强，转载率自然低。第二、应该有一个人大复印资料年度全文转载率排名，或者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进行年度排名。
我曾经进入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网站，在转载排名里查阅了具体数据。试举社科院、社科联系统的几种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为例，2002年度全文转载数量/索引数量/名次在前的分别是：《学术研究》91/230/1；《江海学刊》86/131/2；《学术月刊》77/143/3；《中国社会科学》70/59/4；《社会科学战线》53/229/5；《江西社会科学》49/841/7；《天津社会科学》49/110/8。认真地分析一下全文转载数量/索引数量的比率，就会发现，上述期刊的比率和名次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1.1864/1；《江海学刊》0.6565/2；《学术月刊》0.5385/3；《天津社会科学》0.4455/4；《学术研究》0.3957/5；《社会科学战线》0.2314/11；《江西社会科学》0.0583/18。通过上述比较，各期刊在学术界的地位便大体体现出来了。《中国社会科学》由第4名跃至首位，这无疑是她刊发学术精品的回报。《社会科学战线》全文转载数在第5名，但是比率排名却退至第11名，是不是与她发表了大量缺少转载的学术短文有关系呢？《江西社会科学》（月刊）比率大大后移，由第7名滑至第18名，恐怕也有每期发表大量文章的因素。这样，期刊的精品意识在此就得到了确认和鼓励，如此便有利学术发展和进步，多出学术精品。在学风浮躁的今天，此举更显迫切。
另外，也有类似或者体现转载排名的各种期刊评价体系，例如新闻出版总署等设立的获奖（如国家期刊奖获奖期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入选期刊等），和所谓核心期刊（包括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等），他们的采录的标准尽管不尽相同，但是都与转载量有关。
现有评价体系因采录标准不同而缺乏可比性。学术评价应该采取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定量指标与同行评议、出版界与学术界评议、评价目的与学术期刊的发展相结合的方法，促进学术的进步和学术期刊的良性竞争。
今天主要的期刊评价体系或者能够体现学术评价功能的体系由于采录的标准不同，缺乏可比性，各种学术期刊被收录的体系和排位亦不同，缺乏一种指导性和规范性。建立一种健全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应提上日程。不过，它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结合：
第一，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在这里，静态评价主要指的是期刊本身，动态评价指的是期刊的论文影响。由于当代学术发表体制的弊端，在投稿方式和审稿制度中出现的托请、推荐，无法实行严格的审稿制度。有些论文直接由主编拍板刊用，没有进入审稿程序，或者审稿走过场，失去审稿的正常意义。另外，学术期刊又由于办刊经费短缺或者取消拨款，与一些学术科研单位大搞合作，刊用合作单位的论文以换取资金支持,将版面商品化，降低发表水准,未能真正对学术论文在发表水准上进行“准入制”的质量评价,致使大量粗制滥造的学术泡沫进入学术领地。应该加强专家审稿制度和学术质量上的发表门槛。不能仅凭钱的多少便可以将“馊饭剩菜”端上“饭桌”。再看期刊论文转摘、引文的学术影响，它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和方式达到目的。例如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某些期刊与作者相互联手，利用假造参考文献或者恶性引用的方法来有意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情况。所以,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不仅应看其发了多少有影响的好文章,而且还要看其发了多少学术泡沫；看反馈结果是应该的,但是不能仅看其反馈数量,还要看反馈率。学术期刊本身应该是一个自足体，不必借助灯光的照射可以自我发光。她的美丽是本身的形体美和气质美（论文的水平），不靠外在的漂亮衣服（转载量和转载率），“浓妆淡抹总相宜”（转载的多和少都无损她的美丽）。《中国社会科学》即是如此。因为严格的准入制度，发表的文章不论有无反馈，一般单位都会视同《新华文摘》和《社科文摘》的全文转载同等奖励甚至更高；作者亦视为终身荣誉；编者有着强烈的学术自信眼光，能超脱、置身于转载之外。这才是真正办刊物的风范。过分注重论文影响，反而是缺乏学术眼光的表现。针对当下许多期刊把主要精力从组稿到反馈都放在提高期刊的转载和影响上，强调静态评价更为重要。
第二，定量指标与同行评议相结合。最完善和最科学的评价系统都要由人具体操作完成，一方面有技术条件的客观制约，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人情因素的干扰。而且有些学术期刊针对各种体系的具体指标有的放矢，刻意人为追求，甚至人情“攻关”。定量指标也因此有失真实性和科学性。如《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提供的期刊的多种定量数据，如期刊论文录用量、录用率，期刊论文及期刊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子等，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从文献被利用角度来评价与选择期刊的期刊引证报告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和地位，但是不能完全迷信。只有让同行专家科学地驾驭定量数据，才能使期刊评价趋于合理，倾向于真实客观。
第三，出版界与学术界评议相结合。对优秀期刊的评选有政治、学术、编校、印制、发行等多项指标，对学术质量的考核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在《关于学术期刊有关问题的答复》中表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尚未从各类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的角度制定过标准，获得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期刊评奖活动的奖项的期刊是从总体质量来考虑的，并没有对获奖期刊的学术水平进行专门的评估。仅仅为文献计量学的一种应用研究的核心期刊，现在“黄袍加身”，超负荷地担负期刊的优秀评价和学术评价功能，一方面是力不从心但又半推半就，一方面是越俎代庖但又阴错阳差。学术期刊是出版界与学术界沟通的平台，对学术期刊的评价离不开这两方，只有任何一方都是偏颇的。学术界更多地是注重学术期刊的论文本身理论创新的学术质地，出版界则更多地是注重学术期刊的论文的反馈效能或出版规范。学术界较多地关注某某发表了什么大作，提出了什么新的学术观点，出版界则较多地是关注哪种学术期刊被哪种反馈报刊转载了文章。所以，在出版界影响好又在学术界影响大才是最好的交汇点。学术界和出版界都应该把创新作为最高的追求。
第四，评价目的与学术期刊的发展相结合。一种健康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该是通过评选，促进学术和学术期刊的共同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种评价体系遴选的滞后性，如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一般取前三年为评价数据，导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权责非同步性，从而使一些学术期刊有机会想方设法进入某种评价体系的优势位置后，大肆收取数目不菲的版面费而发表大量学术泡沫和垃圾，使得刊物越来越“重”，文章越来越“轻”，却仍然享受着核心期刊所带来的荣光。相反，落选期刊在进入核心行列之前的所有努力都要蒙受“非核心期刊”的阴影，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实际工作中，科研考核进一步简单化。“核心期刊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也造成了许多期刊迎合评选标准而编刊的恶劣后果。（参见周祥森：《“核心期刊”论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严重危害》，《学术界》2001年第4期）
所以，我们建立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考虑多个方面，力求做到既能促进学术进步，又能推动学术期刊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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