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已久的《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终于在迎接这位革命老人90大寿的前夕问世了。这部长达30余万字、覆盖近百年历史的回忆录的中文译本，出自三位资深翻译家沈苏儒、
世界上，像中国革命这样吸引着各国的仁人志士如此执著地投入、甚至甘愿为之献出终身，实属罕见。像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斯诺、印度的柯棣华……这个名单延续下去还会很长很长。爱泼斯坦也是其中之一，所不同的是，这位1915年在波兰出生的犹太人，3岁即随流亡的革命父母来到了中国，从小接受的虽然是西方教育，但却是在耳闻目睹中国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剥削、羞辱的大环境中长大。如今，他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令人十分崇敬的一位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专家。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后，爱泼斯坦也投入时代的洪流。作为美国合众社的战地记者，他奔走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报道那些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的战士和人民。
让爱泼斯坦终身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对于他而言，这不仅是当时“中外记者参观团”突破国民党封锁的一次壮举，而且是影响他抉择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从重庆到延安，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为革命奉献一切的杰出人物，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他这次访问之后所写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不难看出，作者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写作技巧都出现了新的飞跃，将中国人民的斗争，作为日益觉醒的东方被压迫民族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典范，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爱泼斯坦一生中，只有八年不在中国，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五年。对于他和他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来说，这不过是战斗地区的转移而已。在这段时期，他摆脱重庆国民党对他的骚扰，在国外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他们夫妇二人就应宋庆龄之邀满腔热情地回到首都北京，全身心地投入了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宣传事业之中。爱泼斯坦1952年参与创办了面向全世界的《中国建设》杂志（今更名《今日中国》）并主持编辑业务，至今还是它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来，为不断改进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他实际上发挥着“高级顾问”的作用。
解放以来，他已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在《从鸦片战争到解放》里，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中国放在世界大图画里加以考察和分析，有独到的见解。《西藏的转变》，是他集历史研究与现实考察于一体的一部颇具影响的巨著。为了写这本书，他曾经不顾高山反应，从50年代到80年代，由陆路或空中四次进藏，每次长达一两个月。在世界屋脊上，他访问过七八百人，记了近百万字的笔记。为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并研究国外出版的关于西藏的著作。
爱泼斯坦一生跨越了20世纪绝大部分的漫长岁月，又进入了21世纪。这个期间，正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十分重要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阶段。他常对人说：“中国人一般由爱国主义走到国际主义，我却是由国际主义走到爱国主义。”也就是说，他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中国历史的，同时又将中国历史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加以考查。因此，他的视点高，看得远，分析透彻。但是，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又是根深蒂固的。他从小生活在中国人民之中，与他们共同渡过悲伤与欢乐，挫折与胜利。在这里，他汲取了他的全部经验。在这里，他选择了他的中国国籍和永久居住地。在这里，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献身于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爱泼斯坦经历丰富，知识渊博，而且英文写作的造诣又很深。他的文字，常常是既高度概括又引人入胜。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思想或事物，在他笔下，却清澈透明，一目了然，而且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其真谛所在。这本回忆录的中文译者在《译者后记》中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也面临很大的考验。因为“他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总能找到一个词、一句成语或一个比喻来恰当地描述一个人、一件事或一种状况。他又富于幽默感。”对于任何文字工作者，读《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无疑也会从中获得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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