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2004年高考全国命题的试卷不是没有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的幅度还不能说是很小的。例如，语文，原本九十分的标准化的客观题，已经减少到四十五分。至于作文，也已经从命题作文发展到以话题和材料作文为主。六年前的考题《感受坚强》的主题
经过几年的徘徊，2003年的题目，放开了一步。
题干是韩非子“疑邻”的故事，面对同样的现象，两种人发出同样的忠告，由于对儿子和邻居的情感亲疏不同，得出相反结论。比之前几年的题目应该说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广阔，自由度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现成的主题导向变得模糊，使得很大一部分考生，甚至中学老师感到茫然，命题者在下一年就不敢再坚持这种因果分析的模式。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在命题的自由度和导向性之间，似乎把握不定，给出一点自主立意的空间，又不放心，总要在道德教化上，把空间压缩到一种“保险的”单一孔道。其结果是，导向性和限定性往往占了上风。从表层来看，话题提供的自由度可观，但是，预设前提是道德化的，虽然相对于以往来说，进步是明显的，但是其不可置疑性是心照不宣的。就是最老实的考生也有足够的聪明暂时放弃自由，选择迎合。二，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度，进行关系到千家万户后代命运的高考改革，少数人的智慧已经不能赶上形势的要求，即使命题组早在几年前就向全国征集考题，也注定了效果不彰，就是征集到某些创意较好的题目，也难保不被一元化的命题体制所过滤乃至窒息。
11省份自主命题使作文命题百花齐放
改革的迅猛发展冲击着统一命题的体制，多元价值对话的教学原则、多元课本，必然要求多元命题。从命题的改革到命题体制的改革是迟早的事，发生2004年的11个省份自主命题，在中国的教育改革史上具有突破垄断体制的历史意义。
正是体制上的这一点突破，让我们看到了命题的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从广东的命题上，我们看到了地域特点，这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不可想象的。从《郁离子・.冯父》的故事，引申出方言语音差异，沟通产生误解，产生悲惨死亡的后果。这样的题目只有广东人才出得出，广东方言复杂，比之方言同样复杂的福建来说，广东人又具有某种特殊的方言自恋，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在中国内地可能是最低的。考题无疑会触发广东考生丰富的体验和记忆，一些幽默的段子或者笑话可能蜂拥而至。当然，这样的考题也有局限，一般的考生，只能从现象到现象的平面滑行，难以在情感和文化层次上深化，考题上规定的宗旨“语言对人们沟通带来的巨大影响”可能并不能得到普遍的理解，能够从语音的差异上升到“语言” 包括词汇、语法文化心理 上去，从日常生活到人的生存状态来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恐怕是凤毛麟角。也许是巧合，江苏省“以‘水的灵动、山的沉稳’”为话题作文。这令人想到，在处在山明水秀，得天独厚的长江淮河之间的千里沃野上，在许多江苏人的眼中，水当然是灵动的，而山则必然是沉稳的，不可能是如毛泽东的十六字令所描述的“倒海翻江卷巨澜”的。像黄河壶口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的水，在一般江苏青少年的自发经验之外。当然，要让青少年真正体验到“灵动”和“沉稳”，而且真正有话要说，可能要求有比较高的诗化审美的修养，命题者所追求的正是对于考生文化修养的测试。但是，对于灵动和沉稳有深度发挥的文章，我们不能有过高的预期。
不管是否具有地方特色的自觉，各省的命题，显然在一点上是相通的，那就是着意于扩大开放性，首先是排除审题的障碍，给考生以充分的自由，自主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或者副题。在这方面，上海方面做得最为彻底，尽可能扩大自由度，弃绝无谓的限制。去年的命题只有一个字“杂”，今年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字“忙”。这种题目，和全国考题有很大的不同，既不是话题作文也不是材料作文，也没有任何道德前提的暗示。也许在上海的命题专家看来，作文考试，要考的首先就是确立论题的能力，能不能独立构成观点对考生的素质是一种考验，在此基础上调集思维素材并加以驾驭，才有意义；不问青红皂白就没头没脑地去肯定现成的论题是不清醒的。和上海命题方式异曲同工的是湖南的以“家庭教育”为话题，浙江的“以人文素养”为话题等。在把立意的自由还给学生这一点上，几个省市的命题者无疑是很坚定的。也许是前些年，全国性命题作文，审题的要求太严酷了，对于学生才智的束缚太严重了，造成这样反弹势所必然。但是，这样的命题如果太泛，完全放弃导向性，则可能失去的不但是道德的暗示，也可能是思维深化所不可缺少的焦点。这显然是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专家们所十分警惕的。从今年的全国性考卷来看，他们追求一种对于立意略加限定，其实就是引导。全国试题提供了四个内涵互相矛盾的格言： 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波兰谚语：常问路的人不怕迷失方向。达芬奇：应当耐心地听取他人的意见，认真考虑别人是否有理。塞纳克：相信一切和怀疑一切人，其错误是一样的。 要求考生以“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意见”为话题作文。旨在二元对立的论断中，导引考生自主立意。用对立统一思想方法来解决当前命题中自由与引导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模式。全国试卷另外一卷的命题也属于这个模式 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 ，这个模式因为有其可操作性而有其相当强的生命力。许多省份的命题在思想模式上和它不谋而合，辽宁卷提供了一个名人的母亲的直言：她要求还一个挖土豆的儿子，要求学生以“平凡与自豪”为话题；天津卷的材料是：被木匠所放弃的形状怪异的树根却为根雕艺术家所取，要求以“材与非材”为话题；重庆的故事是：一登山队员上至八千米高度停止攀登，不再勉强自己，而他人为之遗憾。要求考生以“自我认识与他人期待”为话题作文。题干均为具体的故事，明确提示考生：立意关键在其包含着的对立和转化。题面已经从具体的事件中把这种抽象的矛盾概括出来了。在全国卷来说，也许为了减低难度，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各省条件悬殊，应该争取更为广泛的适应性。
思维模式的趋同为自主命题的最大缺憾
但是，对上海的命题专家来说，这样的代庖也许是没有必要的，对于天津、浙江、重庆这样经济文化上均相当发达的省市来说，有没有这个必要，地域的特点应该考虑到什么程度，是需要更加慎重的决策。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那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十二种试卷，居然有五种思维模式和题型结构是从故事中抽象出矛盾对立的，在道德的导向性显得过度僵硬之后，在思想方法上用对立统一的模式来取代本无可厚非，但在数量上占到如此的比重，是不是会给人一种“贫乏”的感觉呢？比之20世纪80年代早期，借助韩非子的故事，“毁树容易种树难”的对立，二十年来，我们在题型上，乃至考题干和题目的结构上，是不是会给人以一种踏步不前的感觉？
如果，高考命题体制性的突破仅仅只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收获，这是难以令人满足的。幸而，我们看到了福建省的命题：
选择下列一个人物或人物形象为话题，自选角度为文：
人物：孔子、苏轼、曾国藩、鲁迅、史蒂芬・.霍金
文学形象：曹操、宋江、薛宝钗、冬尼娅、桑提亚哥
同样是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自选，这里却提供了一种新的题型，没有故事，也没有材料来作题干，更没有已经明确化了的对立范畴，只给出一种很宽松的范围。这里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但是，这并不是没有导向性，它的导向在深层，那就是一种经典的人文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导向性非常严格。它不机械地追求贴近学生生活，而是追求超越日常生活的表层，作经典文化的思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无疑有利于拉开不同文化修养的差距。做这样的题目，光有一点课本上的知识是难免捉襟见肘的，平时没有一点自主学习精神，没有一点课外的爱好，缺乏课外阅读的热情，拿到这样的题目可能是狗咬乌黾。这种潜在的导向性，孕育着对于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冲击力。这是令人惊喜的。这是一道真正的综合素质考题，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长期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挣扎的学生，是不是可以妥协一点，在名人中加上一个大众明星，如姚明，对于缺乏文化底蕴的考生是不是应该显示一点宽容呢？
自主命题“半自主”
虽然11个省市的自主命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充其量不过是“半自主”。也许是事出仓促，来不及对全国性考试大纲加以修改，各省所用的仍然是全国考试大纲，大纲里有许多与分省自主命题精神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150分的试题中，作文只占区区60分是定死了的，知识题、阅读题点九十分，每一种题目的类型，所占的分值，没有任何调节的余地。这种硬性规定与自主命题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最主要的表现应该是其作文能力和口头交往的能力。英国人的雅思，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设计了不同于托福的考试的突出作文和口语的模式。在我们语文试卷中，把作文分数限定得这么低是受了美国托福考试轻模式的影响，人家把客观化、标准化强调到百分之百的程度，并不因为它科学，而是因为它便于赢利，光是2002年，托福考试就为发明它的“考试服务中心”赢得了七亿美元。尽管如此，这家公司还是居安思危，认识到这种模式容易产生高分低能，从2000年就立锐意改革，新一代的托福模式将于2005年启用，客观题将减少到百分之十左右，口头作文和书面作文占到百分九十。这就宣告了旧托福式，亦即以客观化标准化为特点的试题末日的行将到来。而全国语文考试大纲却对此无动于衷。体制的突破如果不在大纲上落实，则各省“自主命题”的潜在创新能量就很难得到全面发挥。摆在面前的任务是：给予各省以修订的权力，允许对大纲动刀。这样的要求并不高，同样是自主命题的上海市和北京市早就有了自己的大纲，上海早在几年前就把作文分值，改为70分。上海的这一改革，在当时比北京还勇敢，令人肃然起敬。而现在看来，可能并不算彻底。不把作文分提高到决定意义的程度，就不能改变语文教学的应试性质，素质教育为应试顽症所扼的现状就不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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