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保加利亚的西班牙犹太家庭的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 1994），最终成为了英国德语作家。这一复杂身世不禁让人想起奥地利女王伊丽莎白的侄女玛丽的回忆录《我的过去》里的著名自白：“我根本不是俄国人，出生在立陶宛，纯德国血统。”艾略特在《荒原》中引用了这句话从而使这本书也出了名。1912年卡内蒂的父
与复杂的身份相符的是他掌握了四种语言。依次是一种古老的西班牙语、可能不太好的保加利亚语、英语和德语。1924 1929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化学。1927年7月15日在维也纳发生的一起工人示威游行遭到当局镇压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卡内蒂（这一事件也震惊了年轻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为什么竟下令枪杀工人呢？这时的卡内蒂已没有多少兴趣去攻读化学了，他开始醉心于他所关心的事情，即所谓群众的问题。第二年他受邀到柏林旅游，在这里遇见了布莱希特、伊萨克・巴别尔等风云人物。他意识到这些聪明人所崇尚的艺术可能会解开他心中疑惑，于是毫不犹豫地对文学倾注了最大热情。大学毕业后他用了一年时间写完了长篇小说《迷惘》。那一年他才25岁。50年后这部小说让他得到了诺贝尔奖。可在这50年间，昔日的神童放弃了小说，用散文和少量戏剧继续他的关于群众的思考。
30年后卡内蒂完成了《群众与权利》（字数与《迷惘》相当）。这是一本让人不知道怎么去读、读完后也不知道其属性的书。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还有人说是关于文化哲学的书。同时期出版的作品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名著《结构人类学》。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群众与权利》恐怕不具备严密的科学性。在“无形的群众”里，他条分缕析地列举了亡灵、子孙、细菌和精子群。这种思维方法让人想起了博尔赫斯所虚构的中国古代的一种“动物分类学”，依照此法，动物可以分类为：一、属于天子所有的；二、经过防腐处理的；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传说中的；七、无主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九、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十、难以计数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的；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始终在严谨的德语语境中思考的卡内蒂当然没有走得这么远。然而，他的书籍让人很难辨认它的真实面目。
卡内蒂追求的始终是卡夫卡式的准确，是精神和肉体与社会在更高或更深的地方所遇合的诸多节点构成的框架。近30年的写作平息了这位犹太作者行文上的愤怒与潦草，达到了德语文学表达的精粹与丝丝入扣的幻想水乳交融的高度。今天，《群众与权利》作为一部政治书籍在“理想藏书”中处于排名第二的位置，这说明正是各国读者40年的阅读终于把一本无法归类的书读成了名著。
对于书籍内容的归纳是容易的。简而言之，卡内蒂处于20世纪――人类历史的交汇点上，由于通讯和交通方式的极大改变使他得以总揽整个人类权利的历史。他透过群众的各种特性来考察权利这一“空洞”在事件中是如何充溢并发挥作用的。许多思想家同时在进行这项任务，而卡内蒂无法取代的才能是他犀利的观察。他的知识结构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算独特。然而在众多的角度中，他似乎更愿意选择人的生物特性来解释人的社会特点。无论是凯撒、成吉思汗还是希特勒，他断言所有的独裁者都被“活得更久的激情”攫住了。到最后，统治者的目的都变得很单纯――活得更久。而政治措施方式的选择变成了统治者快感方式的选择，在权力的顶峰，统治者发现了更具快感的方式――少量的仁慈。
这实际上是某种关于人类情绪的寓言。对于人类情绪的研究，他发现权利的核心就在于恰当地调控群众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神话、迷信、道听途说、流言蜚语都作为材料被纳入研究体系。自然界的诸种物象也用来说明群众的特性：火、海洋、雨、河流、森林、谷物、风、沙、堆、石堆、财宝。卡内蒂的方式往往就是这样的（以风为例）：“各民族就像能分割风似的，利用自己的旗帜，用以标志自己头上的天空是自己的天空。”在各个国家的群众象征里，他声称英国人由于与海洋的关系，总是把自己看作是船长。而荷兰人由于长期围海造地，“由男人组成的群众把自己看成堤坝。”而德国人，由于祖先生活在森林里，“他们感到自己同树木是一体的。”而“军队是行进着的森林”。如此等等。卡内蒂总是能够找到这样巧妙的方法来避开“科学的”论说方式。
在近70年的写作中，他不怎么与英国文学界来往，他热衷于旅行和结交新的女友（最著名的是小说家默多克），并持续不断地与卡夫卡、克劳斯、穆齐尔和布洛赫这些德语的主人们进行对话。而漂泊不定的行踪似乎总有一个故乡，那就是德语。他只用德语写作，到最后只写自传和游记，而很多读者比如说我，总是不自觉地把这些篇章读成《群众和权利》的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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