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来自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前线因病去世。拜伦的遽然离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和悬疑。180年以来，人们对此一直不能释怀：假如拜伦不在36岁时死去，一切将会是怎
马克思：“如果他还活着，很可能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
此话的原始出处是马克思女儿艾琳娜及其丈夫艾威琳合著的小册子《雪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这是他们合作的一篇在雪莱学会的演讲）。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及其推理的合理性，却一直众说纷纭。《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的作者柏拉威尔教授无疑是想通过否定艾威琳说法的真实性进而间接否定“拜伦会成为一个资产者”推理的正确性的。另一位英国学者艾伦・伍兹则在《英国诗人与法国革命》中干脆认为，不存在“拜伦会不会成为一个资产者”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拜伦“从来没有完全地违背他的贵族资产阶级立场”。中国学者的态度也很不一致。杨周翰等先生编写的权威的《欧洲文学史》是认同此说的；林学锦先生则不以为然，认为柏拉威尔的分析才是实事求是的。
争论肯定还将继续。不过如果我们暂且离开上述思路，另从拜伦生前面临的诱惑与自身优势来设想希腊独立战争后他可能作出的人生抉择，新的发现或许会不期而至。
――做“总督”或者戴“王冠”？据莫洛亚《拜伦传》记载，当希腊的斗争形势严峻，而玛弗洛克达托王子又优柔寡断的时候，有“希腊人告诉拜伦他们真需要一个国王”，而历来痛恨专制、歌颂民主的拜伦此时也禁不住“认为此话不算太错”。美国学者莱斯利・马肯德也在他的一部拜伦传记《拜伦：一幅肖像》中证实：“一个跟他一起从热那亚乘赫拉克勒斯号来的希腊人斯基利茨……曾多次暗示希腊人很可能选择拜伦勋爵做他们的国王。”拜伦的助手们在调停希腊各派之间的矛盾时也认为，拜伦可以以“希腊总督”头衔统领各派，这一设想也使拜伦“颇受诱惑”（莫洛亚：《拜伦传》）。那么随着希腊的独立，王冠是否会落在“总督”的头上？勃兰兑斯是不怀疑拜伦有这一想法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他的眼前浮现着希腊的王冠，幻想着他在这个国家的独立事业上所作的努力会获得这种报酬。”（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王冠”一说也许确是一种民意，也许只是迎合了拜伦的浪漫心理。但毋庸置疑的是，对未来自己在希腊的地位，拜伦还是有“想法”的。
――恢复行走诗人身份或者移居南美？革命后的拜伦可以利用他更加崇高的威望和更优越的条件漫游他向往已久的地方：去埃及，游叙利亚，甚至看看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或者，定居南美。许多时候拜伦的计划纷纭而多变，但“南美计划”算是比较持久的了。“那时候，南美洲各国正在革命领袖玻利瓦尔领导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宣告独立，成立了几个新的共和国。报纸上刊登着欢迎新来移民的广告。”所以，他想“移居南美”。 鹤见?辅：《明月中天：拜伦传》 他甚至给自己的帆船起名“玻利瓦尔”号。拜伦还给霍布豪斯写信强调这不是一时冲动：“我向你保证我的这种想法是非常认真的，这种想法在我脑际萦回已有很长时间了，……我将和我的私生女阿莱格拉一起到那里……我的希望不高，我的抱负也不大……我到那里不是去旅游，而是定居。”（致霍布豪斯，1819年10月3日）叛逆贵族，革命功臣，风流公子――拜伦在南美将欲何为？这真是一个极具刺激性的假想。
但是，拜伦毕竟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恐怕还是这位希腊革命之前的诗人如果在革命之后还活着，他会怎样重拾那枝曾令社会无比震撼和不安的如椽之笔？
王佐良：“如果他活着，他会怎样写下去？”
《唐璜》被誉为“讽刺的百科全书”，是拜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遗憾的是它未能完成。有鉴于此，人们有兴趣像王佐良先生一样发问：“如果他活着，他会怎样写下去？”（王佐良：查良铮译《唐璜》序）
1821年2月16日拜伦在致莫瑞的信中说 “第5章远远不是《唐璜》的最后一章，它甚至几乎只是个开头。我打算让他遍游欧洲，其中要适当地穿插进围攻、战斗、冒险等经历，使他像法国革命中的阿纳卡西斯・克洛斯一样地死去。”他接着说，“《唐璜》还要写多少章，我不知道，也不知我是否（即使我还活着）完成它；不过我的意图是这样的：我打算让他在意大利成为贵妇人的男陪伴，在英国造成了一次离婚，在德国成为‘多愁善感的人’，以便揭示出那些国家社会中的各种荒唐的事情。”拜伦还多次在作品中提及自己的构想，尽管前后有些想法不尽一致，但总的框架很清楚：这将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性作品，人物行踪也远不止于当时其正在展开活动的英国，而他的性格也将更具冒险性和传奇色彩。如第12章54节：“我从第一章直写到第十二章，/却还没有把我该写的写出来。/开头这些章只不过是乱弹琴，/试了试一两根弦是否能合拍；/要等我把琴键弄妥了，那时候/你们才会听到乐章的前奏。”第12章55节：“一开始，我认为大概二十四章/可以够了；但由于阿波罗的鼓励，/我想只要我的彼加沙不失足，/要慢慢地写它一百章才够数。”可见创作至此，拜伦正处在一个雄心勃勃的、兴致最高的时期，信息表明，他有意继续扩充本书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容量，将主人公的命运表现得更为波澜壮阔、起伏有致。
实际上，如果时间允许，拜伦另一部代表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也未必没有续篇。《游记》共四章，是诗人在先后经历了两次人生的重大洗礼后完成的。作为诗人第一次出国游历的收获，《游记》第一、二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增强了他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信心。当时即有人劝他续写东方题材的作品，而在一封谈论如何才能继续《游记》的信里，拜伦提到了写此类题材作品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很多人希望长诗能写下去，但要这么做，我必须重返亚洲、希腊。我必须有一个温暖的太阳与一片蔚蓝的天空。对我来说，坐在煤炉旁是描绘不出如此亲切的风光的。”（致达拉斯，1811年9月7日）而一旦他由于并非自愿的原因于1816年“重返亚洲、希腊”后，《游记》三、四章也就应运而生了。至此《游记》似乎已经功德圆满，因为在作品的最后，主人公哈洛尔德已经逐渐隐退，这位“诗歌中的旅人”“已化为乌有”，“他的浪游结束，他的印象迅速消隐……”（《游记》第四章164节）作为所谓“抒情主人公”的“我”也因为“我的工作完成了”而与读者“依依”不舍地说了“再会”（《游记》第四章185节）。但是，时隔几年，拜伦又产生了再续《游记》的冲动：“我今年春天有点想到那不勒斯去，在我研究过那个国家以后，打算写作《游记》的第五和第六章。”（致莫瑞，1822年10月25日）可惜由于创作兴趣的转移，特别是由于社会活动的频繁，拜伦没能重新开始哈洛尔德的旅行。但我们可以设想，假若他活着而参与完成了希腊与意大利的独立大业，或许他会恢复（哪怕是部分地恢复）自己的诗人本色，进而重新走进更宜创作的“一片蔚蓝的天空”下，沐浴着“一个温暖的太阳”，这样他的愿望就完全可以付诸实施了。
只是一旦如此，经受了生命的又一次剧烈洗礼和精神的高度升华的诗人，那时将会把自己永不停留的足迹印在哪些他感兴趣的地方呢？在《游记》第四章里不告而辞、似乎有些游兴阑珊的哈洛尔德又将去向何方？
莫洛亚：“如果他还活着，他可能会欣然回到拜伦夫人那里去。”
如果回想一下拜伦与夫人短暂的婚姻生活中频繁发生的不愉快，以及妻子的决然离开给自己带来的被迫去国的痛苦遭遇，我们肯定会为莫洛亚的推测（见莫洛亚：《拜伦书信选・绪言》，《拜伦书信选》，王若昕译，百花文艺出版社）感到不可思议。但当我们了解了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及拜伦言行举止的另一面后，我们却不得不说：这未必是不可能的事。
第一，英国社会对拜伦的不满色彩正逐渐消退。勃兰兑斯曾说过英国民众的“道德观”是周期性发作的，19世纪20年代的拜伦，在成为这种道德观的牺牲品后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而下一个“周期性发作”尚未到来，因此拜伦完全有可能在一个远没有当时激烈的敌视氛围中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且拜伦在意大利、特别是在希腊的英勇事迹已为一批英国人（包括政界人士）所认识和肯定，他甚至加入了国内一批激进的政治家组织的“希腊委员会”，这表明了英国社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新接纳了他。他的朋友、“希腊委员会”成员霍布豪斯在一封拜伦临死前收到但未能拆阅的信中发出了这样的信息：“你的名字和人格，将超过现在活着的任何人而流传于后世。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全世界的声音。今天你的努力，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做的事业中间最高贵的事业。”而当拜伦去世的讣告传到英国时，正如鹤见?辅《拜伦传》中描述的：“全国都在悲悼着拜伦。除了怀念拜伦以外，他们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了。”
第二，实际上，拜伦曾在生前多次萌发过回国的念头。“我想在英国度过春天。如果在国王路德的领导下有骚乱的话，我将是参加者之一，如果没有骚乱，而只是‘这种歌舞升平的时代’的继续，我将在你的住所以南100码的地方买下一座别墅，做你的邻居；我们将作诗、发表谈话。”（致穆尔，1817年1月28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你与我共同的项目，万一我俩都重返伦敦的话。……我的项目是咱俩合办一份报纸……”（致穆尔，1820年12月25日）1819年，在与归齐利奥伯爵夫人的恋情得到妥善处理后，他决定回英国，行李、随从都已经上了船，就在此时，归齐利奥伯爵夫人旧情难了，她的一封来信改变了拜伦的决定，拜伦出发了――回到了情人的身边。大概是一种心理补偿吧，他本人未能活着回到祖国，却借《唐璜》把主人公带到了英国。我们不知在写到唐璜一路驰骋奔向伦敦（第十章）时，拜伦内心作何感想？莫洛亚揣摩他的心理是“他多妒忌向伦敦驰去的唐璜！”从第十三章开始，拜伦还通过安排英国显贵阿曼德维夫妇邀请一群客人到乡间别墅度假的情节，重温了自己熟悉的纽斯台德寺院，显露出他对故国、家园的浓浓眷念之情。
第三，随着时光流逝，妻子的形象在拜伦头脑里有所改变。“他认识到她的诚挚，她杰出的优点，她虔信的真实，她真正的美德。……他想与安娜贝拉修好，并同她生活在一起。”（莫洛亚：《拜伦传》）在希腊凯法利尼亚岛停留期间，他在给姐姐写信时，末尾的一句话意味深长：“如果你认为这封信或其中的部分有转给拜伦夫人的价值，你可以寄给她一个抄本，……我猜想，她对我‘在哪里’与‘干什么’还不至于全然地漠不关心。”（致姐姐，1823年8月23日）在他病重的日子里，他的希望得到了某些值得欣慰的回应：他收到了一封由奥古斯塔转交的拜伦夫人的信，在信中妻子似乎也已捐弃前嫌，并回答了他关于女儿艾达的问题。所以拜伦有这样的遗言：“到现在我才真正懂得家庭的幸福。……想到将来能够回到英国，同妻子、女儿三人过隐逸的生活，我便十分快慰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拜伦临终的话，表达了他对妻子的宽恕和重归于好的希望。另外，莫洛亚认为，在拜伦的心里，一直还有一块心病，那就是他没有儿子继承自己的财产与爵位，所以，即使在与妻子闹矛盾分居的艰难时期，拜伦也曾多次打算恢复同妻子一起生活，直到她生了儿子后，才动身去欧洲大陆。这也可能会成为拜伦最终原谅拜伦夫人并回国与家人团聚的原因之一。
斯人已逝，一切未完成的都已成为美丽的遗憾，惟有人们善良而丰富的猜想充实着、增添着如烟往事的传奇色彩。这就是180年前一位诗人之死留给后人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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