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武汉大学、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等单位举办的“海峡两岸首届当代道家研讨会”期间，台湾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陈鼓应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王煜先生在研讨会会场发现了一本目前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的名为《道德经浅释》的书，他们阅读该书后，对书中对《道德经》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解释非常惊讶。陈
《道德经》之“熊释”
这样一本在华中科技大学有着广泛读者的“教材”，王煜先生为什么说它是“百孔千疮”呢？王煜等指出，这本书对《道德经》的解释绝大部分不确切，存在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例如：
1．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解释成“道，可以叫道，也可以不叫道。可以叫道这个名，也可不叫道这个名”。（P1）
2．“善建者不拔”解释为“搞建筑的人，其建筑不容易损坏”。（P21）
3．把“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解释为“这样即使百姓受重刑而死，也不愿离去”。（P31）
4．把“如享太牢”解释为“（心里）实际像坐大牢一样的痛苦。他们为失去了家园、亲人而悲痛不已”。（P48）
5．把“我愚人之心也哉”解释为“用我的愚昧去满足人民的心愿”。（P49）
6．把“无为而无不为”解释为“开始什么都不会，练到后来什么都会”。（P54）
7．把“为天下谷”解释成“天下的稻谷”。（P285）
8．把“古之善为士者”解释成“古时会当兵的”。（P330）
9．把“智能出，有大伪”解释成“知识太突出，大家都虚伪”。（P366）
10．把“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再次，侮之”解释成“太上老君下面的事情他都知道，……然后，太上老君知道下面发生的各种事情，特别是各种灾害之后，就亲而誉之，亲自去慰问。……太上老君三番五次去慰问灾民、治病疗伤，……别人与他搞熟了……就可能会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太上老君不能满足，于是侮之，别人就欺侮他，就骂他。”（P166－167）
11．把“知其雄，守其雌”解释成“知道公的，守住母的，……公的（雄性的）之间相互竞争，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势力范围内的雌性就是该雄性的配偶，该雄性为了守住它的配偶，守住他的势力范围，常常与‘入侵者’进行搏斗，并以清静处下的方式向雌性‘示爱’，获得雌性的‘青睐’。”（P284）
诸如此类的错误不胜枚举，专家粗略统计，多达300多处。
当事者如是说
记者采访熊良山老师时，他告诉记者他正准备到青岛大学去给学生们讲《道德经》。当记者转告他陈鼓应和王煜发现书中的许多处“错误”，问他如何看待这件事，熊良山说：“我们的学生学习《道德经》，不是以学习哲学或研究那些古文为目的。专家们认为不对的解释至少也是一种解释。从我学《道德经》的过程中我觉得这种解释还是比较贴切的。据我们的理解，研究《道德经》有3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做学问的方法，根据文献资料、考古发现通过人的主观思考来进行研究，这是一般的研究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客观的研究方法。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主客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之所以选这种方法来对学生进行讲解，主要是从我执教十多年来的成效看，给学生以有益的启迪，可以让学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本来对《道德经》从古到今都是各有各的观点，学术界也从来没有统一过，你在街上买10本《道德经》的注释，没有1本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这样子。”
熊良山认为从学生学的效果来看，还是好的，对学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就采用这样的方式。他的教材也是采用主客观结合的方法，正是因为它是一种不同于学者研究、学术界哲学界不认同的方法，所以才为学生接受。因为哲学界的那种方法学生比较难懂。熊良山还告诉记者，他从1991年开始正式学习《道德经》，从1996年开始给学生授课。他写的《道德经浅释》第一次出版就印了4000册。
记者了解到熊良山的《道德经浅释》主要是根据他的老师孙享林的《李聃道德经意解・曲谱》一书编成，孙享林是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当记者采访孙享林时，孙老师表示了与熊良山共同的观点：“我们与这些名人没有交往过，《道德经》主要讲的是整个宇宙的客观现实。用主客观结合的方法研究《道德经》，也就是熊良山的这种方法才是较好的。把《道德经》的客观规律和个人主观意识结合起来。可以把《道德经》作为一面镜子，把我们个人的想法在这个镜子里对照一下，找出主观意识和客观的差距在哪里，慢慢来改善。”孙享林说，“那些专家们认为《道德经》是他们的专长，只有他们有发言权，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这种文化水平，理解不了。”孙享林认为他们要做的就是要改变研究方法，而只要听专家的，按他们的来，就是一家争鸣，不是百家争鸣。
记者随即又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负责人。他认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因为这本书是作为教材来发给学生的，作为教材就必须规范。应该遵循教材的规范性。因为学生是把它作为标准来看的。他同时肯定了熊良山在一个工科大学里通过讲解中国古典文献，给学生讲述一些人生道理。但这位负责人认为熊良山不是科班出身，做这件事还是有遗憾之处的。
“学术有行规”
陈鼓应先生现在也是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对于如何看待《道德经浅释》中出现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因为研究方法不一样，研究者就可以随意解释。学术研究不是写小说，可以随意虚构。对于史上的典籍不能毫无根据地胡乱解释，更不能把胡乱解释叫做‘百家争鸣’，如果这也叫‘百家争鸣’，那就太任意糟蹋‘百家争鸣’了。我们学术的研究，也是‘行有行规的’。”他认为，“从事一个领域里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基本的学术训练，做学问要有做学问的基本的准则。他告诉记者，要研究《老子》，最少对于从古到今的几百个版本有所了解，最少你所根据的注本应是历代公认的。而熊良山所根据的孙享林的版本，孙享林的版本在学界根本没有建立基本的可信度。”在陈先生看来，华中科技大学推导人文教育，是很好、很重要的事情，但这样讲《道德经》实际上是对学生的误导，并把不良学风带给学生，反而没有起到人文教育应有的效果。
陈鼓应先生知道，多年以来，杨叔子院士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办人文讲座，在这所理工大学营建了很好的人文氛围，他提醒说，不能将杨叔子老院长所提倡的几年很好的风气，因为这样一本书的出现，而被破坏了。“他个人写作，个人要对此事负责。”
记者采访杨叔子院士时，他正在外地出差，他说“熊良山同志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方向是对的，但的确在学术上还存在着学术ABC方面的问题。我在序言里也提过这个问题，并且在学术上我也有很多地方不同意他的观点，前言里写得很明确”。对于熊良山出现的问题，杨叔子的观点是要爱护和支持，但他的学术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他说，“可能我对这个事情警觉得还不够，如果这样搞的话，是‘糟蹋’了老子。”当杨叔子老院长得知熊良山正要前往青岛大学讲课时，明确表态，要向学校宣传部交代，尽量不要让他到外校讲课，以免引起学术上的混乱。他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对传播传统文化有负面的影响。
记者还从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处了解到，北京一出版社也曾将熊良山的这本书稿交予他审阅，但陈阅后认为，书中处处有问题，文字差的太离谱，书若出版对社会的影响会极坏，所以书不宜出版，但不曾想书最后还是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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