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胡综合报道 正当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纪念契诃夫去世100周年之际，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却有一本新书称他是个“早起上教堂，晚上逛妓院”的好色之徒。此说迅即引起俄文学界的公愤，声讨之声不绝于耳。
比奇科夫认为，契诃夫是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其典型的城中生活，便是早晨去教堂，晚上到当地的妓院寻欢作乐。他尤其喜好外国女人，与他通信的情人中，便有一位日本女人和一位印度女人。
此说法立即在俄文坛引发抗议之声，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联署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对比奇科夫的研究提出质疑，后者随后被契诃夫博物馆解职。
俄“契诃夫委员会”的研究员伊丽娜・吉托维奇（IrinaGitovich）质问道：“怎敢想像？学童们去梅利科沃博物馆，想让人讲给他们听的却是契诃夫妓院的事儿！那个比奇科夫，真是疯了。他只想靠贬损契诃夫出名。”
比奇科夫则反驳说：“那些批评我的书的人尽是些伪君子，他们已经忘了年轻人是什么样子了。”
吉托维奇女士表示：“很不幸，我敢肯定，这本书会卖得很好。因为它用的是那种迎合大众的通俗写法。正像普希金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平庸之人总是乐于看到名人的缺点，好像这样便可让自已与他们靠得近些。”
尽管此书有哗众取宠之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苏联时代，官方为了将契诃夫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有意压制、隐瞒了关于他私生活的档案和书信。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托尔斯泰身上。吉托维奇女士说：“苏联的学校总是想方设法维护那一套教育方法，而不管其错漏百出。现在，你会发现许多高中生只知托尔斯泰写过《战争与和平》，而不知他还写过《安娜・卡列尼娜》。没人会因此活不下去，但年轻人正在失去正视自己和身边世界的能力。如今，一切都成了陈辞滥调和广告词。”
今年，俄罗斯为契诃夫去世百年而搞的纪念活动不可谓不隆重，但是老百姓对此并无太多热情。契诃夫在莫斯科新少女修道院的墓地，也早已残破失修。这1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他在俄苏之外远比在本国更为知名。《每日电讯报》说，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