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旧白话与伪叛逆

文学史上，靠青春小说一炮走红并成为经典的作家大有人在，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等，常销不衰。他们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了一代年轻人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反映了他们青春变化期真实的心声，像一把钥匙，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反观我们近些年的青春文学创作，却是乏善可陈。

而《难为情》（作家出版社2004年5月版）的出炉，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日渐稀缺的文学表情。

书中写了一个名叫方思哲的男孩，从高二到大二的学习生活经历，其中有朦胧的爱情，有对现存教育制度的反叛，有一个青春骚动中的男孩的热情、好奇和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参与的渴望，有与青春一起骚动的心理生理上的欲望，也有一连串的挫折后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让它有了区别于其他青春文学的可贵表情：难为情。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个体对自己、对人生的认真思考和想要对自己所做所为负责任的态度。《难为情》里面的事情是那样的熟悉,仿佛其中的某个人就是我们自己。这本书让我们看到青春背后的真相,即使很多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

读书报：为什么书名叫《难为情》？

刘?：起这个书名，是想唤起我们一些已经失去的感觉。在这个纷纷扰扰、喧喧嚷嚷追逐中的社会里，我们差不多已快没这种感觉了，我们都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从未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愧疚，感到廉耻，感到脸红，有的人，譬如我们的小马同学，仿佛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某种悔意，仿佛他不杀几个人，社会还不会反省，重视大学生的心理教育问题，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古人云：“行已有耻”、“耻之于人大矣”，而我们，又有几个会为自己感到愧怍？这种精神的麻木，如果说处在未成年时期的青少年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成人这样就很可悲了。我的小说中不仅写了青少年，也写了成年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青少年失去自我、迷走青春，扭曲异化的成年人，还在对他们指手划脚，大家就是这样生活着，还乐在其中，不觉难为情。如果我们再不正视和改变这种现状，不仅会贻误了下一代，而且我们的社会也将很难有创造的活力。小说取名《难为情》的意义就在于此，就是要让迷途忘返、庸俗乐观的当代人警醒起来，勇敢地实现自我，走向奋发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新生活。

读书报：但是校园题材的作品多得近乎泛滥。你在写作时，没有想到选择魔幻或者别的新鲜题材写作吗？

刘?：校园生活是最容易写的，无非是上课下课考试毕业，正因为如此地没有新意，所以也是最难写的，而真正的厨艺高手，往往是在白菜豆腐里显示出其独到的地方。作为学生，最有资格写的就是校园生活，如果连这个都写不好，那就是表达有问题了，我们不能因为校园生活泛滥就去写一些自己并不了解的生活，有一阵子青少年写魔幻的作品很热，这是因为他们一不愿意写泛滥的校园生活（那样体现不出他们的新意），二是除了校园生活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写，所以就写Fantasy，注意是西方魔幻的那种，用的是飞天扫帚而不是金箍棒。

读书报：《难为情》的语言非常有特色。方思哲、秦圣和齐颀用上了《红楼梦》人物的语言，并且小说中出现的“联句”场景，能说说是如何把握语言的吗？为什么要设计这种语言？

刘?：设置这种语言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挑战，因为用这种语言来写作，显然难度非常之大，但我确实厌烦了现代的很多写手对汉语言肆无忌惮地糟蹋还自以为新潮的样子。在研讨会上，张颐武教授已经指出这是旧白话，之所以沿袭旧白话与其说是一种怀旧倒不如说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人文风化日益低靡的今天，我们真不妨读一点过去的东西，让浮躁不安的心绪平静下来，多一些静默的思考，不要那么肤浅的煽情和矫揉造作，我想这也是我用旧白话以求在语言风格上提醒大家的一个缘由吧。

读书报：你本身学理科，年纪又小，有这种造诣非常不容易，这部作品的特点优点在这里，问题也在这里，旧白话的叙述语言还没有成熟，时段时续，还有一个问题，你叙述可以用一个风格，但是人物对话都用这种语言它就不真实，所以也有评论家认为有些地方过于矫作，甚至人物的对话是传统话剧的语言，很不生活化。你认为呢？

刘?：这些评论家的看法相当的正确，由于功力尚浅，我确实没有很好地把旧白话融入到现代学生生活中去，有些地方斧凿痕迹太重，我想我会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争取在下一步的作品当中有所提高和改进。

读书报：反叛和欲望，这两个词似乎天然与青春有着某种联系，《三重门》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反叛和逃逸，《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对欲望的青春书写，但是《难为情》中并没有特别的叛逆，也没有所谓“青春疼痛文学”之类，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这部青春文学小说？

刘?：这里所说的叛逆或者个性应该是目前很多青少年作家笔下的譬如泡酒吧、逃学（注意是逃学而不是逃课）离家出走、组建自己的摇滚乐队、男女关系等等。他们想表现自己的前卫和颓废，仿佛不那样就很落伍似的，但他们毕竟还是出生于刚刚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还不敢写吸毒、滥交那些在美国60年代就已经不稀罕的东西。中国不是一个对青少年成长很宽容的国度，校园里是不允许也不会有这种叛逆和个性存在，这只能是一些辍学在家的青少年写手的混淆视听罢了。

去问一问那些上学放学作业繁忙的学生们，去问一问那些正在或者即将要参加会考高考的学生们，他们在行为上能有多少叛逆，至多是课间的茶余饭后，拿着那些另类写手的书精神上地聊以消遣罢了，连学生自己都没有把这些东西当一回事情，难道成人世界还要戴着放大镜去研究并且惊叹么。《难为情》并不想用远离校园生活失落后的精神颓废，去疯狂地报复扰乱校园里正常有序的学生生活，这是一本所有经历过这种教育体制并深有体会的学生自己的书。

读书报：“世人都晓大学好，惟有消遣忘不了，即时战略RPG，乐极生悲劝退了。世人都晓大学好，惟有恋爱忘不了，相逢一味论感觉，真情来时糊涂了。世人都晓大学好，惟有出国忘不了，考托杀G办签证，临上飞机流泪了。世人都晓大学好，惟有考研忘不了，研究学生何其多，研究成果谁见了。”在《难为情》安排这样一首“新好了歌”，有什么用意吗？

刘?：可能是我们对大学的期望值太高了，但新好了歌里所描述的确乎都是大学的普遍现象，也许大学的本身并不令人失望，而是我们没有给自己带来希望，大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学习环境，但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后应试教育或者应试教育的疗养院。无论哪一种都没能好好地把握自己，包括我本人，很多学生为了今后的热门工作或者仅仅是因为分数线和学校品牌的综合考虑，报考了自己并不喜欢也许并不擅长的专业，因为在应试教育下都是千篇一律的统一，学什么都是一样的，很少有人想过也没有这个习惯去想到底什么才是合适自己的，因此小说在后半部分的大学生活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我思我不在的舞台。新好了歌是对后面部分的预前暗示，虽然看似都是大学典型的生活，但事实上写的是耶稣临终前那句话：主啊，宽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才会感到难为情。

读书报：《难为情》的写作，只是为自己的青春做一个小结呢，还是想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完成，谈谈下一步的计划好吗？

刘?：最初写《难为情》，可能真的只是为了青春路上的一个总结，当我下笔越来越凝重的时候，我知道难为情确实是一种日渐稀缺的表情了，不仅仅是羞愧感，在当今的人文世界里，还有很多很多濒临绝迹的珍贵的东西，我所要做的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挽留她们，个人之力虽然绵薄，但只要我做了就会无愧于心。我会不断地学习，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有体系有思想有深度有文采的作品来，而不仅仅是媚俗地迎合疯狂地高产，市场固然重要，但文学更多的是一种高于生活的追求。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涉足文学，人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很稚嫩的孩子笔下肤浅的思想，无知的调侃，造作的矫情，莫名的忧伤，叛逆的个性，在媒体的大肆狂炒下，不容分辩地，以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填塞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精神的空白，无疑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然而刘?，这位依然在读的理工大学生，他没有被潮流裹胁，而是坚定地表达出了自己对于挥霍青春的难为情。尽管在小说中，我们也能感觉到，作者这种难为情的表情还有那么一点模糊和不确定，这种模糊和不确定可能来源于作者对现有准则、秩序的迷惑和自身参与现实的愿望。但已经足够了。就像小说中方思哲、齐颀共同完成了那首用来表达他们感情的《难为情》，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源于青春的冲动、反叛，也看到了与生命同时降临人间的每个生命个体应该有的责任感。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这是小说传递出来的模糊却让人欣慰的信息，也是今天青春文学中异常珍贵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