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都思179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年少时进入圣保罗教堂学习，14岁时到格老塞斯跟随印刷工人伍德当学徒，从此与印刷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伦敦会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所时，麦都思申请前往传教，获得批准。1816年6月12日，年仅20岁的麦都思抵达马六甲，开始对华人展开传教工作。在那里他一面学习中文，一面钻研印刷业务，协助米怜展开传教工作，成为米怜最重要的助手。1819年4月27日麦都思被任命为牧师，并于第二年单独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传教。在巴达维亚，他设立教会学校，开办印刷所，与马六甲印刷所、新加坡印刷所三足鼎立，成为1842年以前传教士在南洋建立的三大印刷基地之一。1822年，当马六甲出版工作因米怜去世而逐步衰退，巴达维亚印刷所异军突起，成了伦敦会在南洋的主要出版基地。因为传教士在南洋设立印刷机构的目的就是以南洋为基地向中国人传教，因此，麦都思在南洋出版了许多中文书籍，以宣传基督教义。从1823年到1842年的20年间，巴达维亚印刷所出版了30种中文书刊，其中28种都是麦都思一个人编写出版的。麦都思既是出版行家，也是撰写各种宣传品的能手。在南洋活动的20多年中，他独立编写、发表的中文书刊达30种之多，其中既有《耶稣赎罪之论》、《福音调合》、《养心神诗》等宗教宣传品，也有《地理便童略传》、《东西史记和合》等知识性读物，为近代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麦都思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组织、主持了《圣经》的翻译工作，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823年，马礼逊翻译的《圣经》新旧约全书在马六甲出版，定名为《神天圣书》，这是最早的圣经中译本，也是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第一次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1827年，郭实腊把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再次修订出版，把《旧约》定名为《旧谴诏圣书》、《新约》定名为《救世主耶稣新谴诏圣书》。1851年，洪秀全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时为了利用基督教，将郭实腊的新旧约译本合刊为《新旧谴诏圣书》出版。这两个译本在中国的流传范围比较小，影响不大，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处在“禁教”状态，传教士不能在中国公开传教，只能以南洋为基地向澳门、广州等地区逐步渗透；另一方面，这两个译本都是由传教士单独翻译的，由于他们的中文能力所限，译文很难做到清晰流畅，这就严重影响了《圣经》在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传播和接受。麦都思在南洋从事传教活动达26年之久，因此他深深意识到翻译出一个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圣经》中译本对于在华传教工作的重要性。远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以前，他就计划把《圣经》翻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以便在中国大范围地推广基督教。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圣经》的翻译工作立即被提到日程上来。最初的翻译工作是由许多新教传教团体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组织的，1847年麦都思把上海的传教士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五人编译委员会，来具体实施这一工作。叶再生先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中指出：“《新约全书》修订本，即代表性《圣经》全译本，是由若干教会任命麦都思、米怜（笔者按：此处米怜为美魏茶之误。米怜于1922年去世，不可能参与墨海书馆的《圣经》翻译工作）、斯特罗纳奇、裨治文和毕晓普・布普几位传教士组成的翻译团翻译的。”从1847年6月起，他们每天在麦都思在上海的寓所见面，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虽然麦都思和他周围的传教士都懂中文，口语也不错，但是，翻译出来的文字却不免佶屈聱牙，这样的宗教作品很容易引起中国民众特别是文人学士的反感，削弱了福音的传播效果。因此麦都思聘请了王韬等中文助手，借助于他们深厚的中文功底，对翻译的文字进行润色，使这一圣经译本文从字顺，具有比较强的文学色彩。这一圣经翻译工作大约持续了六年的时间。《新约全书》“中译本完成于1850年”，1852年出版；《旧约全书》于1854年出版。其中《新约全书》被大英圣书公会定为规范精译本而加以推广，一般称为代表本。严格说来，所谓的“代表本”仅指麦都思、王韬等人参与翻译的《新约全书》，但是，由于《旧约全书》在翻译上的处理方式和文体风格与《新约全书》完全一致，所以，“代表本”的内涵被拓展了，一般认为“代表本圣经”这一说法指的是包括《新约》和《旧约》在内的全部圣经。截至1859年，该书已经再版了10次，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译本依旧在中国广泛流传。可以说，这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圣经版本。由于麦都思组织、并始终参与了《圣经》的翻译工作，正如一同参与翻译工作的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所说，这一翻译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看作麦都思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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