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作家张炜借给我的。不知为何，一直未还给他，跟了我十多年了。封皮已经散落，书中用铅笔划了许多。那时读书真认真啊。我和张炜都喜欢俄罗斯文学，所以，凡是涉及俄罗斯文坛的书都爱读，如《巴纳耶娃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群星灿烂的年代》等，也包括这本《为书籍的一生》。
《为书籍
为书籍度过一生并非绥青个人的选择。他14岁从乡下来到莫斯科，原打算到皮货商那儿学生意，因无位置，暂且到沙拉波夫开的书铺帮工，由此进入出版业。这是1866年的事情。起初，书铺主要经营粗陋的宗教或伦理图画，供乡下人在年节时挂；再就是一些市场写手拼凑的惊险故事、恐怖小说以及圆梦书、尺牍大全等等。他很快就熟悉了业务，成了书铺的骨干。他经营小石印厂，重金聘请好的画工，结果他的图画漂亮好看，十分畅销；他善于选购市场写手们拿来的稿子，并指导他们如何将普希金、果戈理的小说改编为通俗故事。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帆风顺。沙拉波夫拿他当亲生儿子对待，后来又支持他独自开店当老板。1883年，他个人的书铺开张，并于同年组建了“绥青图书出版股份公司”。他总结图书的经营之道是：“它们是非常有趣的”，“它们是非常便宜的”。有了这两条，就能在市场站住脚。
如果没有特殊变故，他会像他的老板沙拉波夫一样，用心经营通俗读物，兼做一点其他买卖，安然度过一生。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他，使他出的书从市场写手的通俗故事一步跨向列夫・托尔斯泰，从此与真正的作家和文学联系在一起，进入主流文化和时代前沿。
1884年底，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们成立了一家“媒介”出版社，目的是面向平民，用有益且价格便宜的书籍取代流行的、有害的读物。他们动员了作家列斯科夫、迦尔洵、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柯罗连科、契诃夫和画家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科夫一起工作。出版社的负责人切尔特科夫恰巧认识绥青的一位朋友，就找绥青商量请他承担出版发行业务。当时出版这样的书是不寻常的：印装漂亮、配有一流的插图，售价低廉；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义务。绥青欣然同意合作。
绥青和“媒介”出版社整整合作了15年。其间，列夫・托尔斯泰常常指导编辑、印刷和销售工作。他喜欢到书铺里看望绥青，喜欢和聚集在那儿的各地来的书贩子们谈话。他穿着农民的衣服，书贩子们不知道是在和谁谈话，当听到他问生意如何时，就回答说：“怎么着，你也要学这一行吗？你老了，老大爷，太晚了……”列夫・托尔斯泰听了哈哈大笑。绥青特辟了一个部门，专门推销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剧本《黑暗的势力》一年竟销了一百多万册。
除了在书铺接待列夫・托尔斯泰，绥青还常陪切尔特科夫去见其他作家。他和契诃夫、高尔基成了好朋友。在与这些作家交往的过程中，他渐渐懂得了，出版不仅关乎“生意”，而且关乎“文化”；书铺不仅是为“读者”服务，而主要是为“平民”服务―――“读者”是现成的，“平民”却需要出版人去造就成“读者”。他的眼界宽了、见识高了。他发现历书和年历几乎是当时农民的惟一读物，而旧时的历书内容陈旧、枯燥，甚至有害，便有心编辑出版新的历书和年历，里面将有各种各样新鲜的文化和生活知识。他向列夫・托尔斯泰请教。列夫・托尔斯泰很欣赏他的主意，还推荐了一位编辑帮助他。历书出版时，绥青总是在其中附印一条简短的启事，向读者征求意见，以便在下一版时修改。经过一次一次的修改，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实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每年销量达六百多万册，其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绥青几乎在所有的图书门类中都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改革儿童读物，将世界公认的经典童话引进到俄国，低价销售，使许多穷人的孩子也买得起；他以巨大的爱国热情出版军事百科全书，出版废除农奴制和农奴解放50周年的纪念版图书，出版第一次卫国战争百年纪念版图书；他出版直观教具，出版杂志和报纸……他还组织编纂标准的文选课本，推动学校教育革新。列夫・托尔斯泰去世后，他接受了出版《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的工作，廉价销售了一万套精装本，10万套平装本，从中没有赚钱。他说：“我们都受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好处，如果现在不响应遗产继承人的呼吁，那可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
绥青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人由时代造就。时代需要伟人，就必然有伟人出现。绥青跻身出版业的那一年，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完了《罪与罚》；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正在刊物上连载；此前5年，沙皇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此前两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亚；此前6年，契诃夫出生，此后两年，高尔基出生。这是一个大时代，一个黑暗和辉煌交织的时代，一个改朝换代前阵痛的时代。
在俄国近世出版史上，绥青无疑是个大人物，他的工作的价值，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他是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不但作家、学者和读者了解他、尊敬他，连沙皇和海军大臣、圣教局总监、出版总署署长都知道他、熟悉他。他是一位拓荒者。他最好地履行了出版家的责任，把优秀的文化产品以最恰当的方式传达给尽可能多的读者（以亿万计）。“他给人们敞开了通向书籍的大门”。据1914年的统计数字，绥青公司出版的图书占当年全俄国所有出版物的四分之一以上。人们称他为“书的友人”、“文字的传播者”。高尔基认为绥青出版的书是“对俄国社会的重大贡献”。然而这样一些巨大的成就，这样一份辉煌的事业，却起始于一个乡下少年被偶然改变的打工安排，起始于切尔特科夫恰巧与绥青共同认识一个人。
细想一下，偶然里也有必然。绥青有做生意的天分。他打小讨人喜欢，对任何工作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总是充满热情；他做人老实厚道，不张扬，不好高骛远，但一旦看准就勇往直前。一些重大决策和看上去十分复杂困难的事情，在他那儿似乎都变得轻松和简单。在长达50年的出版生涯中，他甚至没有经受什么大的曲折，即使是沙皇的书报检查官也很少对他过分刁难。他的人生梦想和追求很单纯，无非是“要让人民有买得起、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的朋友，变成跟他们接近的东西”；“把昂贵的书的售价减低，把廉价的书的质量提高”。还在他刚刚进入出版业不久，他就懂得聘用最优秀的画工和第一流的匠人，“从来不跟他们讲什么价钱”……这些简单的梦想和追求，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令人肃然起敬。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大出版家的必然。
第一次读《为书籍的一生》已是18年前的事情。8年前我写列夫・托尔斯泰传（《灵魂酷旅》），此书是参考资料之一。后来我认识了三联书店的老领导范用先生，《为书籍的一生》中文译本就是在他手里出版的。在他那里还见到了本书的俄文原版。他最早拿到这本书是1961年，先请懂俄文的朋友翻看，了解大概后即交与三联书店多有合作的翻译家叶冬心先生翻译。1962年7月开译，1963年1月译毕。接读译稿后，范用给叶冬心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说：“春节以前，收到您寄来的绥青回忆录的译稿，我们一口气读完了它。它真是一部很有趣的书。今天上班，我们就把它发排了，打算早一点印出来，因为我们出版界里也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这部书了，都想读它……”信中范用还请叶冬心补译一篇附录，是关于出版柯罗连科的《马卡尔的梦》的插图的。“尽可能把书籍装潢得漂亮一些，是绥青的工作特色。现在我们在出版工作上，对书籍的插图也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把这篇译出来给大家看看，可能是有意义的”。关于书名，范用与译者商量多次。起初译做《为书籍而生活―――一个出版家的自白》，后又有《书业春秋》、《绥青回忆录》、《把生命献给书》等。范用认为《把生命献给书》“似乎说得过重了一点”，建议用《为书籍的一生》，译者欣然同意。范用先生的经历与绥青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十五六岁进入出版业，同样生活在一个黑暗与辉煌交织的时代，同样靠自学和勤奋成就一份大事业，同样在出版实践中结识许多作家学者并成为好朋友，同样有为普通大众出版价廉质良的图书的梦想和追求，还有一点―――同样“为书籍的一生”。
范用先生80多岁了，每天仍在编书、读书、写书。
2004年6月26日北京嘉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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