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两年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周振鹤教授曾在北大中文系作过一个“近代中英语言接触”的讲座。他从民间的层面和学术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最后他指出：语言接触是文化交流的先导，又与中外文学在北大修“中西文学关系研究”课程时，我进一步意识到其实西方人与汉语的接触要大大早于中国人与西文的接触。后来在研究17、18世纪来华英国人的游记作品过程中，我发现汉语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初识中国文化的许多来华英国人的注意。同时，我回忆起了周振鹤教授讲座中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于是今年初我尝试写了“17、18世纪来华英国人对汉语的认识与评价”一文。在初稿征求意见时，得知7月2 4日将在澳门举办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正在征集论文。贸然投去，竟得到组委会的厚爱，被邀请到澳门理工学院参加研讨。
在澳门召开如此议题的研讨并决定设立汉语教育史研究会，意义显得尤其特殊。正如任继愈先生在致会议的贺词里所说：“澳门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是西方汉学的发源地，也是西方人最早学习汉语的地方。”澳门是明清之际西方人踏上中华大地最早涉足的地方，耶稣会士更是把它作为向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的大本营。在语言接触方面，据本次研讨会的东道主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主办方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称：中国最早的一本《葡汉字典》就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在澳编写，他还用拉丁字母编订了汉语拼音，其核心内容一直引用至今；第一本汉语语法书也是由来澳的一位西班牙传教士编写。事实上外国人认识与学习汉语的历史资料在澳门也非常丰富，亟待中外学者的开发和研究。
如果说近代外国人与汉语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行为，那么“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菲律宾的华教（华语教育）”就是件政策性甚至政治性很强的自觉行为了。这种发言一般学者是不能做、不敢做，或者是做纯学术的人不屑做的。果然，“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历史回顾与前瞻”和“民族教育：菲律宾华教的社会定位”就分别由曾任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的李海绩和现任菲律宾华教中心副主席的黄端铭两位“领导”来做了。
李海绩先回顾了新中国对外汉语的历史，其中特别提到了“新中国第一批对外汉语教学拓荒者的群体”，即从1961年至1964年，教育部连续四年从若干所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中，选拔了总计112人的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其中有80多人终生从事这一事业。此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这支队伍不断壮大，现在已达5000余人。然而，他同时指出，汉语在世界上仍然是弱势语言。但是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划，要在未来若干年内，使世界上学习掌握汉语的人达到一个亿的规模，变汉语为强势语言。当然，语言在世界上是强势还是弱势，语言本身无能为力，也不是靠哪个官员说了算，最终还是要看作为这种语言的主体的重要性及其载体文化的魅力了。
黄端铭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华文教育被“菲化”后华文学校的困境切入，明确指出现今的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必须定位于“华人的民族教育”，即其根本宗旨是“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气质而又能效忠自己国家的菲律宾公民”。其实，他谈的是海外华人学汉语及其身份认同的问题，而这在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是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
一个学术研讨会不能仅有官员谈政策、政治。本次会议的第三个主办者北京语言大学施光亨教授的“关于编写《世界汉语教育史》教材及资料丛书的建议”以及北京大学严绍教授的“十七――十九世纪日本人汉语白话习学考略”的发言开始了真正的学术研讨。
施教授的建议显然是受到诸如日本的《中国语教材集成》一类丛书的启发，认为“编写《世界汉语教育史》教材及资料丛书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均不能忽视对其学科史材料的梳理和研究。施教授建议的话音一落，严教授就马上有反馈，其“十七――十九世纪日本人汉语白话习学考略”不就是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个案研究吗？
严教授还是以他一贯坚持的“原典实证”方法，去探讨17－19世纪（江户时代）这样的一个“长时段”日本人是如何接触、学习汉语白话的。他基本上按时间的先后，以三个方面层层递进来阐述这个有趣的语言文化现象：一、“唐通事”的发生与发展与汉语口语习学，二、黄檗宗的传入与汉语口语习学，三、“萱园学派”学者对汉文化的憧憬与汉语习学。其中，严教授对日本江户时代从事中国汉语口语翻译的专门人员即“唐通事”的研究尤其详尽，他们的身份、组织机构、人员名录、培养方法、所用教材、知识水平、具体翻译情况、同人结社以及他们对日本沿海各地乃至内地的影响等均得到论述。记得今年初，我曾设想研究17、18世纪活跃在广东口岸的中国通事，就致信周振鹤教授寻求帮助。他回答说：“通事的研究不大好做，材料十分分散。只能从来华洋人的著作里以及‘一档馆’的档案中去扒梳……”见严教授的有关原典材料均来自日本人“笔记”一类的著作，也许我也可以在中国明清同类的著作里试试？
当今的语言教学如果没有IT技术的参与就像现在的学者书房里没有电脑一样令人不可思议。因此，本次大会发言殿后的是澳门理工学院一个研究组共同完成的“IT技术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汉语词汇MFHZS教学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实际上，这种系统是把汉语词汇、拼音和声调结合在一起的所谓“捆绑”输入法。这样就避免了教师在编写教材、出卷时要分三道工序分别输入的烦琐。然而，有观众对此系统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其中有人提出演示输入“我出差差点出差错”等出现一字多音现象的句子，结果并不理想；主持人内田庆市也借鉴日本经验对IT技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语言教学的效率问题提出了质疑。看来，在语言教学中，唯技术论至少是站不住脚的。
研讨会的第二部分是就各地的汉语教育的发展史及现状进行阐发讨论。本人感兴趣的是那些试图把外国人的汉语教育作为一个必要的媒介，去看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有趣现象，同时加深对中外各自文化的理解的发言。大会主题发言中只有严绍教授的论文属于此类，我的兴趣点不断被刺激的还是开幕当天下午的四组发言。现略举若干：施正宇的“汉语教师戈鲲化哈佛之旅初探”、钱婉约的“论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发展的曲折性”、李文潮的“十七世纪欧洲的汉学研究与莱布尼茨的通用语言”、董海英的“雷缪萨与十九世纪早期欧洲汉语研究”、张铠的“西班牙的汉学研究传统”、刘丽川的“清末的韩、中《外国教师合同》比较研究”等等。
此次“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同时成立的“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据说在中国属于首次与首创。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必须有实践、理论、历史三个方面为根基。看来，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比起英语教育在学科史研究方面至少已先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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