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来思果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感觉沉沉的。不仅因为今后再也读不到思果先生的散文新篇、译论新章，更因为肯对语言文字“死较真”，下真功夫，且有真知灼见的中国人又少了一个。
某种意义上讲，苏雪林、冰心、钱钟书等文化巨擎在上个世纪末的离世预示着20世纪文化意义上的终结。我们似乎还有理由以为，至少
最早读到的思果的散文是《艺术家肖像》，写一个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做着平凡世俗的工作、却从未放弃心灵追求的艺术家。这人也许没有作品传诸后世，却成就了艺术的优雅与从容。思果用理想主义的文字写活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真正的艺术家不一定能功成名就，不一定会博得世人的羡慕，但至少他向世人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使人们不敢、不愿、不能去追随，总可以照见自己生活的卑微与苍白，而生成些许意识上的触动与改变。《艺术家肖像》虽是写“我的朋友”，却能窥见作者的影像，可以想见至少作者报定了对艺术同样的执著，没有识者的慧眼，如何能观察得这样细致入微、如见其人。我总觉得这是思果的代表作，尤其是研究思果散文创作与文学翻译的人不能遗漏的文字。遗憾的是，也许因为这是思果早年的作品，近十年出的集子似乎都没有收录。
后来由于工作的缘故，读得更多的是思果论翻译的专著和文章，主要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的《翻译研究》、《翻译新究》、《译道探微》和“名师评译丛书”（思果评杨必译《名利场》、杨宪益译的《卖花女》、赵元任译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傅东华译的《飘》和姚克译的《推销员之死》，真正是名作、名译、名评）。读过《翻译研究》中的《中文语法》、《毛病》、《中国的中文》等篇，我们真要替自己没有善待中文、忽视中文修养而感到羞愧和惋惜。思果的译论是可以拿来和董桥的《英华沉浮录》对照来看的，两位大家一个谆谆教导，一个侃侃而谈，一个文风笃厚，一个文采照人，同样是讨论中国语言文字最好的文章。有人曾戏称董桥为“判官”、“堂主”，而笃信天主教的思果则像极了严肃认真的教士，只不过他布的是修学精进的道，传的是为文为学的福音。然而，思果的译论涉及翻译专业，很少有人从为文的角度论及；董桥不知是否因为名气太大，总有愿力颇大的作者明言不喜欢、不欣赏。当然，既是艺术品就有粗犷细致、质朴精微的差别，各人不过是选择性之所近的罢了，其间本无高下之分；随意臧否，只能显出自己的局限和偏见。至少思果、董桥的文字经过大半生的磨砺才得以登堂入室。他们精通中西语言文化，都主张西文的译介要走归化的路。我虽说不出今后文字将走向何方，却知道只有这样痴恋中结晶的文字，才不愧为始创之时连天地都要敬畏、连鬼神也要哭泣的中华文字的后裔。
为了编印论文集和教材，曾经和出版社编辑打过一些交道。文字与格式的修改非要经过数回合的拉锯战不可，但这样做只是因为学术出版自有标尺，大家必须循规蹈矩，此事无关文字的“风月”。深夜捧一本好书可以读个通宵达旦，但这也谈不上对文字的爱恋，至多不过是在别人的“爱情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就像感情的培养，只有先学会善待，才能得见对方的好处、妙处，才会生出旷日持久的恋情。对文字也是如此。既然生来一身俗骨，不能在文字上注入一生一世的缠绵，至少可以多读思果先生的文字，借以保存对文艺之道的敬仰与护持―――为我们自己，也为了后世痴恋文字的有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