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先父母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他们讲了之后倒也并未藉此对我教育一番；大约因为我并无兄弟姐妹，纵有“让梨”之心，也无可表现。
孔融让梨之事，较早见于《后汉书》李贤注。注引“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
我从最初听到这个故事起，就认为孔融做得有理，让梨是件好事。但后来听得太多，倒生出“逆反心理”来了，觉得中国历史上比“让梨”境界高的事有的是，“让梨”有什么了不起？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因稍稍涉猎儿童心理学，才在一本著作中看到这样一些说法：认识自己、把自己作为主体从客体中区别出来，“是人类意识区别于动物心理的重要标志之一”；儿童一岁末的时候，开始能把自己的动作和动作的对象区分开来，这是“自我意识的最初表现”；儿童掌握代名词“我”，“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约在2―3岁的时候，才有可能“通过言语交际开始掌握这些代名词”；“在婴儿期儿童个性特征的萌芽表现上，・自自・我我・意意・识识的形成和初步的・道道・德德・判判・断断・和和・道道・德德・行行・为为的开始出现，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注）“融四岁”照现在算法正是三周岁。这个时候，孔融竟能在刚刚形成“自我意识”的情况下恰当处理人我关系，表现了初步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这岂不“值得特别注意”吗？可见，说“让梨”没什么了不起，未免过于轻率了。
我通过对儿童心理学的粗浅学习，深感一个“我”字分量很重。“我”字出现在儿童的心中才标志着“自我意识”的形成，而“自我意识”却是“人类意识区别于动物心理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字在中国社会上名声不佳，然而人如果也像动物一样没有“自我意识”，不能“把自己作为主体从客体中区别出来”，那人也就像动物一样没有光荣感和耻辱感，没有自觉性、自尊心、自信心、进取心，也无法自我监督，自我评估了。人类如果这样，社会如何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我”字却又可能使人在认识上陷于主观，在行为上偏于自私；而且有些人还把这两大毛病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以至于很多宠物饲养者认为动物比人可爱可亲。
我现在常常感到，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必须用大力气来塑造人们心中的一个“我”字；人不可能没有“自我意识”，关键是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
“融四岁，能让梨”，孔氏《家传》说这是因为“幼有自然之性”，恐怕未必。明道理、懂谦让应该说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弟兄七人生活在一起，家长势必要讲讲如何相处；而“长幼有序”的既定格局也制约着个人的行为。此类教育都能使儿童意识到“自我”之外还有他人，有些关系要恰当处理。现在我国的独生子女就受不到这种最初的教育。就城市儿童而言，从“胎教”开始已着眼于智育。到了两三岁，即为唯智教育所包围；直到长大成人，始终没有深入学习基本的做人道理。
有人可能会说：“我国一贯重视德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岂有不深入学习如何做人之理？”的确，德育在理论上是很被重视的，具体措施也不少；只是不大能进入儿童的“注意中心”。为什么？因为“注意中心”已被作业和考分占满了。德育虽有号召与措施，言传与身教；但实际上仍是“软任务”，没有力量去占据儿童“注意中心”的一席之地；而占不了这一席之地，就往往使德育只不过“水过地皮湿”，甚至“东耳朵进，西耳朵出”，起不到切实的精神渗透作用。
笔者对唯智教育长期缺乏全面的认识，以为这总比无知教育强。现在才逐渐意识到唯智教育其实并不是“唯智”的。因其实际过程始终伴随着苦学靠自己，考分超他人的心理定势，所以对心中一个“我”字有不断强化的作用；而“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却并未同步并进。这种精神世界中的不平衡发展势必带来种种消极后果，因极端自私任性而走上毁灭之路的也已多见于媒体报道。
从“孔融让梨”这个平常故事来看，人在成长过程中其实有许多机会可以接受如何待人处事的教育；关键是个体要从中有所感悟，变为认识与行为。而这就要唯智教育让出一部分思维空间和用脑的时间来，使大脑保持较为空灵的状态，才利于在生活经历中吸取思想的营养。假如从早到晚都背负作业的重压，为考分而拼搏，那就不大会有什么感悟了。
（注）观点及引文均见朱智贤《儿童心理学》第134―13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着重点为原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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