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顾农先生发表《校勘周作人文的两件工作》，指出《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卷六《花煞》中《论笑话》一篇，有两处文字舛误未及校出；同时，还提出校勘周作人文章需要做的两件工作等。我都是十分赞同的。不过，他还高度评价《类编》此书“校印精良，不可多得，功德无量
说实话，当初我买这部书时，看到书中有不少校勘记，以为是非常好的，为其他文集所少见（当然，此前岳麓书社编印的周作人各集子，已经加了校勘记，《类编》的校勘未必都是该编者亲自做的），因此，最早我的看法也与顾先生相似。然而，有一天我翻看到《类编》卷十《八十心情》中的《先母行述》一文的校勘记，却大为惊奇了。这篇周作人作于汉奸期间的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先母……今年二月因肺炎转而为心脏衰弱，势甚危殆。以?间医师之力，始转危为安。作人①当赴首都②，见先母饮食如常，乃禀命出发，……
文末的校勘记则写道：“①②以下共阙去十余字。”最初我想：难道周氏的文章已经如出土上古文书那样残缺不全了？但从“阙去”一语看，似是动词，似是编者有意为之。于是我便去寻找原文。原来，在上引“①”后“阙去”的是：“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在“②”后“阙去”的是：“谒主席”！各位读者，明白此中的奥妙了吧？这里说的“国民政府”，不在当时的重庆，而是在南京的汪伪集团；那么，所拜谒的“主席”是谁，就不用说了。这里到底是作了“校勘”，还是掩盖或删改？世界上有这样的“校勘”吗？而这“十余字”被“阙去”后，周氏的“禀命”便没有了着落，不知情者只能以为周氏禀的是母命，这真有损于她老人家！要是再过若干年，有人以“调查”或“回忆”的方法，再说周氏乃禀“北平中共地下组织”之命去干什么之类，岂不更得热闹一番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就曾有人闹过制造“周氏落水当汉奸乃奉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之意”的谣言的丑闻！）
还有一回，我在某篇文章中看到引用周作人写于汉奸期间的另一篇文章《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中的话：“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没有第二条，这与新中国之复兴走的是同一条路。……用最近通行的话来说，即是复兴中国，保卫东亚……”中国沦陷于日本的铁蹄之下，遍地哀鸿，在周氏话语中就叫“新中国之复兴”。我很想看看在道道地地的日伪政治军事口号“保卫东亚”后面周氏又写了点什么，于是便翻阅《类编》，在卷三找到了该文，令我再次惊愕的是，书中却没有“保卫东亚”四字，而且，在“校勘记”中索性连“以下阙去XX字”的话也没有了！
这样一来，编者在每册书前都强调的该书“文章均保持完整，绝不割裂删节”，“文章均尽可能作了校勘，……由编者校改之处，则一律注明……以明责任”云云，岂不成了谎话？
该书号称是“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但其实并不全。当然，世上全集都难免有遗漏的篇什，也不能说本书编者未下搜集的功夫。例如，连周作人从未发表过的与其兄悍然绝交的那张笺条，也被编者加上个《与鲁迅绝交书》的题目，收入了卷十中。还有周氏1951年12月28日、1965年4月8日等天的日记，也被编者特地辑录出来，算作“散文”，收入书中。但是，我发现周氏汉奸期间有好些妙文却未收入。编者在《凡例》中说，书中所收包括演说词、应用文等，但又巧妙地添上一句：“公务性质的文字和讲辞不收”。这样，周氏在汉奸时期公开发表的《关于华北教育》的广播讲辞（内容歌颂“友邦之协助”，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在大汉奸汤尔和追悼会上的致词等等，还有《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东亚解放之证明》等等大作，便大概都以带有所谓“公务性质”而割爱了。然而，周氏当年还有《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汤尔和先生序》等文章，都谈不上“公务文字”，而是公开发表的正经、标准的序文，而且有的在《类编》之前已经被一些周氏“集外文”文集收入了，《类编》为什么不收呢？这岂不成了“周作人热”中的憾事？看来，这大概是因为编者意识到这类妙文实在有损于周氏的“形象”，所以有意不收了吧？
因此，如果要说校勘周作人文的工作，卑之无甚高论，他认为须补充一句话：首先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动这样的手脚来掩饰和美化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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