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到我国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常用词，有学者还将21世纪视为人类的“新轴心时代”。但是，真正利用这一学说来建构理论体系的论著却并不多见。刘士林的新著《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刘著）充分借鉴这一学说，建立了一个令人耳目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前200年）是哲学的突破期，人类在此时期创造了精神生命进行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这个框架包括中国孔子开创的儒学体系、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印度的佛教等。此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复兴，总是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的动力。这一学说突破了黑格尔式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有助于打破西方强势话语的霸权局面。刘著开篇重申了作者这几年倡导的“新道德主义”，以“援康德以补孔孟”的思路建立了作为全书基础的“新道德本体论”。“道德高于知识”是作者从事文化批评的基本理念。尽管和许多人一样，作者也把审美自由看做精神生命的最高境界，但作者更强调，只有道德本体才能真正区别开人与动物，只有首先从自然中再生产出人自身之后才能谈人的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假若没有道德本体这个精神生命的底线，那么一切所谓的审美自由和解放无一不是虚妄的。在这种视野中，轴心时代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中“人禽之辨”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掘，成为“新道德本体论”的直接来源。这就为古代文论如何转化为现代文论建设的理论资源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刘著强烈的回归轴心时代的意识，正是对于雅斯贝尔斯的当代回应。
雅氏“轴心时代”的理论用心在于反思西方文明的困境，为未来世界哲学的建设提供思想基础，但它容易使人将轴心期与前轴心期割裂开来，也没有注意到轴心期转型的负面。这两方面的缺陷在刘著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弥补。刘著以“轴心时代”为关键词为美学研究建构了一个“新二元论语境”，其主要内涵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就历史观而言，其中一元是与自然界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结构，另一元则是与原始文化结构截然不同的文明时代；就精神结构而言，其中一元是指作为人类原始思维而存在的、以“与物无对”或“与物浑然”为基本特色的诗性智慧，另一元则是指作为文明时代精神结构而存在的、以“主体化”与“对象化”为两大特征的理性智慧。诗性智慧概念是维柯在其《新科学》中首先提出来的，但由于古希腊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断裂性文明，所以它对史前文化的继承远远少于遗弃，而且，维柯在阐释诗性文化时多有比附文明时代之嫌。中国轴心期前后的典籍有着大量关于史前文化的追忆和记述，它们作为轴心期的精神结构，使大量的原始文化被继承下来，并发展成为以诗歌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表象系统。有鉴于此，作者《中国诗性文化》（1999）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阐释远古诗性文化在文明时代所走过的历史征程，将诗性智慧的特征总结为与理性智慧相对的“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从而为作者后来的美学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在文明中心论和理性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把精神活动划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在这种旧二元论中，诗性智慧被阐释为理性智慧的初级阶段，原始文化被贬低为文明时代的低级形态。所以这种理论既不可能找到人类精神生命发生的真实根源，也不可能真正解开人类的审美之谜。新二元论为人类精神生命的发生和存在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阐释语境。它一方面从历史和逻辑上彻底结束了原始结构和文明结构的相互混淆，从而使得对它们不同的本体内涵之分析和考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还确定了诗性智慧和理性智慧之间存在的一种深刻的结构关系，即由诗性智慧演化为真、善、美相统一的生命本体结构。作者的《澄明美学》（2002）已经开始用诗性智慧来“澄明”美学理论，提出文明时代的审美活动只不过是原始时代诗性智慧的历史残留；《苦难美学》在此基础上又明确提出新二元论，在与理性图式和伦理图式的区分和对比中凸现审美图式的特征，运用近似于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演绎方式，深入剖析了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聚合结构”以及三者矛盾斗争的“离散结构”。由此可见，这个阐释语境一方面揭示了觉醒于轴心时代的精神生命的本体结构，另一方面指出了文明时代人类审美意识的根源及其变异的逻辑原因，无疑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大重要而独特的理论收获。
“苦难美学”所要突出的是精神生命的苦难内涵，它之所以要重点批判当代大众文化中出现的纯粹消费欲望现象，是因为精神生命的“苦难内涵”在那里已经荡然无存。而这正是作者所最为忧患而无法容忍的。作者一贯认为，觉醒于轴心时代的精神生命是由死亡意识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痛苦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人类反思意识的觉醒，从而告别动物而成为具有精神内涵的大写的人。因此，消除了苦难意识，必然导致精神生命的泯灭。当代消费意识形态凭借现代高科技塑造了种种消费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方式，使当代消费者的本能快感得到极大满足，而快感追求又成为更大的消费动力。感官快乐泯灭了所有的人文忧患，于是，真正的精神生命必然消亡了。真正的人在消费文明中何以可能？或者说，轴心时代已经觉醒的精神生命在新轴心时代的复活是如何可能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刘著在创造性地阐释康德美学的基础上，将“趣味有、无争辩”视为“第五个二律背反”，明确将真正的审美心理机能规定为有别于“快感”的“痛感”，提出精神生命的心理机能只能在“痛感”中再现。作者从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中发掘出了“痛苦先行”原理，将痛苦视为精神生命的前提条件：没有痛苦，我们就无法感到自己的生命，就会进入无生命状态。作者十年前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的本名就叫《苦难美学》，而经过整整十年的苦苦思索，终于完成了一种以“痛感”为本体内涵的苦难型判断力之批判，以期拯救“死于安乐”的当代消费机器。中国轴心时代的忧患意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刘著展开的“纯粹欲望批判”，鞭辟入里地批判了当代消费社会对于人类文明的吞噬，试图通过对于诗性智慧的本体分析，使在消费意识形态中摇摇欲坠的精神生命找到真正的还乡之路，也就是从“反对象化”和“反主体化”的肉身沉沦中拯救精神生命本身，从而回答了“轴心时代的精神生命在新轴心时代的复活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全书的主题，因此它理直气壮地宣布：“苦难美学是对轴心时代的真正回归。”（P403）
相对于黑格尔式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无疑更加符合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实际。如果我们同意杜维明的观点而把二十一世纪看作人类的“新轴心时代”，那么，中国学者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回应这一让人百感交集的概念呢？怨天尤人只不过是怯弱无力的同义词，中国学术需要的是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切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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