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术史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实，更明白地说，应是为自己“寻找位置”，即我们这代人的坐标究竟何在？这一思路，是符合陈寅恪的那句名言的，即“读书不肯为人忙”。
没有历史的纵深感与苍茫感，是很难有这样一种“寻找位置”的意识的。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既无擦干泥腿而后静坐课堂的知
当我们面对数码时代极其便利的资讯，无与伦比的速度，我们在兴奋欣喜之余，是否也会思考，这风云如逝的时代里，可有我们的位置？是啊，百年中国，不过沧桑一瞬，有多少斗转星移，有多少城旗变幻。炮火纷飞也好，流离失所也罢，这都只是历史的动态，而非生命的常态。对于学者来说，能够安静地坐在自己的那一张书桌之前，甚而能拥满屋藏书，心无旁骛，在一屋之内心接宇宙、思过千载，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精神之灵进行静默交流，似乎于愿已足，未惶他求。但这幅美丽的图卷，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者来说，竟是永无实现之期的“画饼之梦”。改朝换代、民族战争、文化革命、经济改革，一波一波地，冲击的不止是知识者现实生存的“立足之基”，也还有安身立命的“精神之维”。所以，即便是那些青史留名的大学者，当后人为其盘点业绩，“盖棺定论”时，才发现“大跌眼镜”，才会有那代学者“述而不作”的“传奇话语”。而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要比我们强得多，当我们面对西方学者“著作等身”的业绩之时，难免为之汗颜。我们同等分量的资深学者，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知识遗产”？当然，我们有可以列举出以上种种客观理由，政治干扰、时代动荡、经济困乏等等，但客观事实就是，你未曾贡献出必要的“成绩”。前贤已矣，后来者的步履，该当如何迈出？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或许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风起云涌的年代终究不可指望，平淡如水的岁月才是生命的本真。有同龄人慨叹：“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空白的年代。每一种思想都已有人表达，每一种立场都已有人坚守，每一种价值都已有人崇尚，每一个领域都已有人开拓。剩下可以做的，是择一而从，在一长串的名单中添加一个名字，或者变成一个委琐的相对主义者，在各种理论旗帜之间茫然游走。”慨叹着“独恨太平无余事，江南闲杀老尚书”，思考着“生存策略的选择”（杨早：《纸墨勾当》第5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或许，还勾画着“突围创新之可能”。一方面是人满为患、旗帜林立，另一方面却又是精神疲乏、萎软不振，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写照。是啊，回望前程，1980年代文化热大潮的轰轰烈烈，1990年代学术史书写得沸腾激荡，2000年代，或许应该是一个冷静的转型期，思想史重建应或是一个重要命题。因为，时代所要求的，不仅是文化生产的数量，更有思想激进的力量。
有论者谓：“思想意味着以清楚的头脑、锐利的目光和丰富的事实作为基础，对一个大的问题进行持续、透彻的探索与追寻。”（田晓菲《译者跋》，载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第352 35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这里强调的是作为动词的思想。确实，有多少人是在思想着的呢？葛兆光重新书写《中国思想史》，关注“日本思想史”的命题；汪晖对思想史深入开掘，计划中两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让多少人“望眼欲穿”？刘小枫引进“基督教思想”，主编“西方经典思想阐释译丛”，关注的也是思想史的轨迹。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后面的数辑，均以明确的问题组织文章。不管是“东亚现代性的曲折展开”，还是“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思想”始终占据着“学术”的主导话语权位置。曹卫东更试图以一人之力，撰作《德国思想史》……
在路上，同样是有着行走的旅伴的。然而，思想是一蹴而就的吗？思想只属于精英的阶层吗？思想便能完成这时代的使命吗？我又忽地深自犹疑起来，一方面，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多少事，从来急，不求永久，只争朝夕，似乎“斩将夺旗”，指顾间事耳。但另一方面，又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安营扎寨，妙算筹谋，乃题中应有之义，不如此又如何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或许，只有脚踏实地地工作，才是最重要，也最可靠的。
我想，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位置的寻找过程，也就是自己择定理想，走向前途的进路。位置的寻找，不在于一瞬间的“轰轰烈烈”，或是短期内的“一鸣惊人”，更不是“出人头地”乃至“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而是，一种常态的建构与获得。钱钟书先生谓，学问不过荒村野老之二三素心人事。善哉此言，学者的定位本就是“清贫清心”。然而，随着科技的发达、现代社会的体制日益完善、文化生产场的成型运作，知识人已不太可能做那理想中的“荒村野老”，“成果制度”与“定量考核”，“核心期刊”与“职称评定”，“基金申请”与“引用频率”……都成为消解前现代诸种理想理念的“利器”。在现实生存的压力下，古典时代美丽的“通人传说”，乃至“现代中国”曾经的“学贯中西”，似乎都要成为“已经逝去的风景”。未来中国的学人，究竟会有怎样的美学形态，或许，真是应该大大地划上一笔问号。
这，不该是我们要求与选择的常态！我所理解的常态，是有一张平静的书桌，是有一间有容则大的书屋，更是有一份从容宁静的心境，淡而不乏，静而有容。在书籍列阵而布满的历史时空之间游走，神接天宇，思凝往古，在黄灯青卷中步过悠远的来途，在平静淡泊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们不但应去要求与寻找常态，我们更应善于构建属于自己的“常态”！我们不再有封建时代“进士及第”的“入仕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能走出书斋，乃至步向田野，去“拥抱广袤的中国土地”；我们不会有“高薪厚币”的“聘约高位”，但仍然可以凭借心魄的完备，智性地澄净灵魂，去“创造民族的精神财富”。也许，还可能有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苍凉心态，也许，可能有过“念天地之悠悠，彼何心之将及”的历史沧桑感，也许，也曾激起“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刚毅之情，甚至“磨损胸中万古刀”的浩荡之气。这些，也都属于理想中的“常态”，做学者的不但要能够立定书斋，甘于穷经皓首，甘于夫子自道，也还要能“聊发少年狂”，做一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样的心态，才可能产生出有血气、有生命力与创造魂的学术来！
歌德曾惋惜诗人乌兰（J.L,Uhland）的介入政治，歌德自己也曾有过官宦生涯，所以对政治不会有太过分的成见。之所以如此立论，因为在他看来，“作为政治家的乌兰会把作为诗人的乌兰吞噬掉。当议会议员，整天在争吵和激动中过活，这对诗人的温柔性格是不相宜的。他的歌声将会停止，而这是很可惜的。施瓦本那个地区有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心肠好、又能干又会说话的人去当议员，但是那里高明的诗人只有乌兰一个。”（［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260页，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歌德的意见，只是说，诗人与政治家各自需要不同的条件与环境，有不同的选择。但相比之下，诗人对人个体的先天禀赋和素质要求更高些。其实，对学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每一种职业都有其合理性，也都需要不同禀赋的人去承担，但学者可能恰恰是比较特殊的一项职业，它对人的素质与条件有其特殊要求，所以能够做学者的，真的应该珍惜这样的可能与机会。因为，作为人类知识与民族文化基础的原创者，他们所承担的使命，至少就文化意义上来说，更重些。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德国思想史》，至少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思想史书写，都应成为中国学者“学术野心”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学术分量与中国视角的《法国思想史》、《英国思想史》、《俄国思想史》、《美国思想史》、《日本思想史》等等，都应成为2000年代中国学界的努力方向。而这样的命题的提出，乃至成果的期盼，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是否能沉下心来，拒绝喧哗，而踏踏实实开始脚下的“千里之行”。能如此，位置的寻找也就已成为可能，常态，已在每日的生活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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