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学科，在我国也是近几年才开始研究和教学，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环境经济学》的作者宫本宪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环境经济学家，一直从事有关公害和环境保护的研究。在这本书里，他在分析公害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环境经济
宫本宪一按照资本主义不同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化，把环境污染划分为资本主义初期的原材料供应型、资本主义高增长期的高科技产业型和当代的舒适生活型。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产业时期的不同的环境污染特征。比如，高科技产业型和生活舒适型的公害主要是由重化工业引起和未经处理堆放的废弃物产生的公害。重化工业排出的废水就含有有机汞，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洗涤剂含有的氯乙烯也会污染地下水。20世纪中后期许多工业国家先后发生有机汞中毒事件，以及由含有有机汞的水造成的水俣病。1930年德国的乙醛生产工人发生有机汞中毒事件；1965年日本发现水俣病，至今没有绝迹，每年他们都要为此付出昂贵的费用。不仅日本，伊拉克、美国、加拿大、芬兰、中南美和我国也相继出现水俣病。未经处理而堆放的废弃物产生的公害导致的病是足尾矿中毒及痛痛病。1977年美国发生了拉夫运河河谷土壤污染事件。当时的美国有3.2万多个有害废弃物投弃地，其中有2000多个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此外还有服务业、旅游业、休闲业所造成的公害和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于公害的严重和给人们的生命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20世纪的后半期，先进工业国居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抗议环境破坏运动，主要工业国家如美、日、法、德、意、瑞典和英国开始制定和修订环境法，相继出台了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及环境污染评价法等等。并且建立了处理公害、环境等行政事务的专门机构。这种情况下，1972年第一次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把环保作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人类拥有实现持续发展的能力。持续发展可以实现现代人的理想，但不应该损害未来人类满足自己希望的能力。”这个宣言标志着西方主要工业国的环境保护进入一个新纪元。
但是，发达工业国一方面自己治理污染，另方面却向正在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转嫁公害”，借发展中国家急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心理，把一些可以造成污染的产业办到这些国家，或者在这些国家进行加工。在《环境经济学》里，作者在谈到污染的新特征时特别提到了资本主义的“公害输出”，这应该引起发展中国家高度注意。当然，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恐怕是两难。此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转型国家，在市场经济放开以后，庇古所讲的“市场失灵”尤其显著。他们一边在实现着自己的致富之梦，一边在重蹈西方工业国在上个世纪的覆辙，对环境肆意滥用和毁坏。我们可以在新闻、报刊等媒体上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但曝光已不足以制止对环境的破坏。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如萨克斯所言：“环境的质量之所以经常受到威胁，是由于我们没有像通常对待私有财产一样赋予其价格，并将其放入市场之中。例如，认为清洁的大气及水、公共的海滨、城市空地等本质上就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因此，使用时大肆浪费也并非不可思议。”（转引自《环境经济学》，第66页）对此，庇古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外部成本内部化。那就是制造污染者需要负担与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收。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但是它的执行最终要落实到法律上。我们应该健全这方面的法律。
这些年，针对污染，尤其是大气和水的污染以及沙漠化我们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的若干规定》等等。但是，问题仍然有增无减。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讲，“黄河污染加剧，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多了一倍，达44亿立方米，污染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五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专家对黄河污染造成的各种危害损失进行量化分析后相加，得出结论：黄河水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15亿至156亿。（林嵬,《经济参考报》，2004年4月2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仅仅是黄河污染这一项，如果再把其他各种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加，恐怕数字更惊人，背负这样沉重的污染包袱我们还何谈发展！
作为一种新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有所突破，作者采取了一种比较的方法。即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污染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污染进行对比。这种方法值得肯定。但是，目前的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已经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同样是市场化生产。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不同市场条件下的比较。
（《环境经济学》，（日）宫本宪一著，朴玉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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