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先生的《章炳麟》（已编入最近出版的《许寿裳文集》）中，认为章太炎（炳麟）“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而在国学大师方面，将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列于首位。许寿裳说：
章太炎1903年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猛烈抨击清皇朝的统治，被捕入狱。1906年6月出狱，立即被革命同志、青年学生们接送到日本。他在东京一面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继续鼓吹反清革命；一面讲学，讲的就是“小学”即语言文字学。
据《章炳麟》载：章太炎在东京的讲学之所是大同中学里的一间教室。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等人也想去听课，但和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相冲突，希望先生能为他们另设一班。先生特予允许，每逢星期日上午，就在其寓所即民报社所在地授课。“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时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所讲内容当然就是“小学”。据许寿裳说：“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可见，章太炎在革命事业上最辉煌的岁月，也即他在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最结硕果的时期。鲁迅说：“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指的这段时期。
许寿裳在《章炳麟》中还说：每星期日上午去章太炎寓所，“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使笔者感兴趣的是，在章太炎寓所听课的八人中，大多数在其生命历程中与语言文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八人中，钱玄同是多话多动的一个。大家席地而坐，而他却喜欢在席上爬来爬去，因而得了个绰号叫“爬来爬去”。直到五四时期，朋友圈子里熟谙此“掌故”者还尊称他为“爬翁”。可这位爬翁却是我国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大家。他的著作很多，但生前出版的很少。查《民国时期总书目》，他的第一本出版的著作似是1934年印行的《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就是语言文字学方面的。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玄同文集》 刘思源主编 ，收集其著作较齐全。全书共六卷，第一卷是关于文学革命的短论；第二卷是随感录、杂文；第三卷是汉字改革和国语运动方面的论文；第四卷是文字音韵与古史经学的论文；第五卷由《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等四部专著组成；第六卷是书信集。从文集看，钱玄同的全部文字中一半以上是关于文字语言学的。钱玄同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也是语言文字改革的骁将。他提倡白话文，主张采用新式标点，主张汉字自左至右的横排，主张简化汉字，主张汉字读音全国统一亦即主张推广“国语”。他的这些主张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生活。钱玄同的这些重大成就，不能说都源自章太炎，但他至少受到章太炎在这方面的启蒙，那是应该肯定的。
八人中的朱希祖，后成了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上古文学史》、《中国史学通论》等著作。1911年他曾集资刻刊章太炎的《小学答问》，鲁迅出资15元，此书1912年印成。接着他又刻印章太炎的《文始》，并将新刻本寄赠鲁迅。1913年他被教育部聘为“汉字读音统一会”会员，与鲁迅、许寿裳等提议采用章太炎所拟的以旧文为标音符号的一套注音办法。1918年为教育部采用并颁布施行。这些都说明这位中国古史学家并没有忘情于文字学。
八人中的朱宗莱（蓬仙），曾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很少，但他却著有《文字学形义篇》。
八人中的周作人，后来成了名作家、名教授。他著译等身，但在文字学方面似少建树。他在《我的杂学》中说他的“杂学入门书”大致是八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尔雅方言之类”。把语言文字学的书列为第二类，可见他的重视。他没有文字学方面的专著，却写过不少文章，很有独到见解。如《汉字》一文中，他认为：中国“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洲人之易于分裂”。“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言语礼俗”而已。他还进一步指出：“假如没有这汉字，却用任何拼音文字去写，中国的普通国语文便无法可以读懂，势必拼写纯粹方言，……其结果即是文字言语之分裂，一方言区域将成为一小国，中国亦即无形的分裂了。”前几年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国家的统一、文化的统一，汉字在几千年中发挥着强劲的维系作用。此论得到各国不少汉学专家的唱和，国内也有学者撰文响应。其实六七十年前周作人早就提出此种宏论。他还因此认为：“大家应当意识的尊重汉字”，要开展关于汉字的“学术的研究。在大学不必说了，就是在中学也应当注意文字学，明?汉字形体的大概，不但可为将来专攻的基本，对于文字构造感到兴趣，也有利于学习文章”。这是在提倡研究文字学了。周作人还在《国语与汉字》中再次提出推行国语、用汉字写国语文，是“强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必要手段和途径。周作人还写过《读字书》、《国文谈》、《尔雅义疏》等等，虽是些书话、随笔、短论，但也透露了他在文字学方面的功力。他在文字学方面的学问和独到的见解，特别强调汉字在国家、民族统一中的意义，这固然得益于他的博览群书，但也无法排除其中也得益于章门听课。
八人中的许寿裳，是请章太炎“特设一班”授课的发起人。他曾长期追随蔡元培在教育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任职，但也在多所大学兼职或专职授课。在他讲授的课程中，有“文字学概要”。1941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曾作题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文字学进步的一斑》的讲演。这些都可见他对文字学的研究和关注。在《章炳麟》中，对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在学术上，其中包括文字学在内的贡献，说来头头是道，切中肯綮，不愧为学识深厚的章门高足。
八人中的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是我国20世纪的伟大文豪，其贡献是多方面的。在鲁迅的多门成就、学问中，文字学几乎排不上号。但从《门外文谈》中，我们毕竟看到了鲁迅在文字学上的渊博的学问。这篇不到13000字的通俗化文章，无疑是一部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汉字发展史。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曾同他说起，“想要做一部《中国字体发达史》”。鲁迅在一些书信中也一再表示想写《中国字体变迁史》的心愿。纵观鲁迅一生的读书生涯，系统地学习文字学知识，应是东京章门听课。章门听课使他打下了汉字变迁知识的基础，而且还引起了他浓厚的学术兴趣，以至数十年积累而筹划写汉字史。
八人中的龚宝铨、钱家治，前者是章太炎的女婿，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后者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教育部任职，较长一段时期与许寿裳、鲁迅是同事。但他俩在文字学方面有什么建树，实在找不到材料，介绍只得从略。
学术大师，他的著作常常可以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他的言传口教，常常也可以影响一代人乃至一代一代传下去。章太炎就是这样的学术大师。当年在东京他寓所听课的八人，据现有材料，至少已知六人曾在文字学方面是开花结果的。这就是大师的作用，大师的意义，大师的魅力。章氏一生讲学不辍，从早年东京讲学到晚年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学子众多，像许寿裳所举的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等，可说是入门弟子。章氏弟子在讲授国学、整理古籍、发展文化等方面，都起了不应低估的作用。我们评论学术大师，固然应着眼于他的著作，但也不能忽视他在言传口教方面的成就。章太炎就是通过著作和言传口教推动我国学术发展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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