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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女性“圣经”

2004-08-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作家,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存在主义的鼻祖让-保尔・萨特的终身伴侣,她的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对西方的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波伏娃的个人经历甚至比文学虚构所能达到的程度更丰富、更复杂、更精彩。她以自己的《第二性》,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并且成功实践自己的主张:现代妇女运动最早的权威理论家;现代存在主义思潮的发起者之一;龚古尔文学大奖获得者;激进的左派人士;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以至于法国的两届总统密特朗和希拉克,都把她的才华和成就引为法兰西的骄傲。

《第二性》中文版权花落“上海译文”

从2001年开始,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编助理赵武平就在北京和巴黎之间来回奔走,为的是从法国伽里马出版社手里,买下被誉为“女性‘圣经’”―――《第二性》的中文版权。三载光阴,几番风雨。今年六月,版权合约终于签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法方明确要求我国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许钧教授担任翻译,而且没有规定他翻译完成的时间,以保证中译本的质量。译者什么时候译完,版权合约就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

 

台湾志文版三卷本《第二性》

在此之前,国内就已经有了《第二性》的中译本,而且还不止一个版本。然而,要么不是全译本,要么就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不仅给读者造成阅读缺憾,也致学者的研究产生偏差。这一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在国内推出第一个从波伏娃1949年的法文原著直接翻译过来的中文全译本,为女性“圣经”“正本清源”。不仅如此,此番签约还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

女性的“圣经”

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直在关注与思考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角色和地位问题。作为女性,出于对自身及所有妇女命运的关心,也出于存在主义作家的责任感,波伏娃感到有必要写一本关于女性启蒙的书,使女性了解自己。唤醒更多的女性固然重要,然而,通过此书引导男性去理解女性更加重要。妇女解放不是妇女单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它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努力以及社会整体条件的改善。

1946年10月,波伏娃开始构思写作《第二性》,历时三年,直至1949年10月才最终完成。其间因1947年波伏娃去美国访问讲学四个月,归国后又用了六个月撰写《美国纪行》而中断写作,此外的时间她一直致力于《第二性》的创作。《第二性》这部著作,在波伏娃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是波伏娃思想体系成熟时期的产物,是她这一时期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结晶。

全书分两卷。第一卷约有28万字,将近占全书的一半,主要是从女性群体的角度去讨论妇女问题。这部分内容涉及艰深的学术理论,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和古代神话等领域。如果说第一卷主要是分析性的,那么第二卷则是临床诊断性的。波伏娃比起大多数知识分子来更像是一个临床医生。在本书的第二卷,她沿着生命发展的轨迹,以各类妇女为对象,广泛探讨了女性的个体发展史。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性》

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一问世,即刻轰动一时,人们都争相购买,偌大的巴黎霎时间“洛阳纸贵”。1953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再次引起轰动。其后被多个国家引进出版,成为世界闻名的著作。著名的女权主义记者爱丽丝・史瓦兹指出:“在黑暗的50年代和60年代,新的妇女运动尚未降生,《第二性》就像是我们正要觉醒的妇女之间彼此传递的暗语。”

《第二性》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堪称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该书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方向和研究基础,为世界妇女运动树立了一块丰碑,被奉为女性的“圣经”。

中译本溯源

《第二性》一书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文翻译可说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1972年台湾的晨钟出版社首次发行了《第二性》的中译本,译者为欧阳子等,由于《第二性》法文原著第一部分涉及大量的哲学、生物学和古代神话风俗,文字晦涩、含义艰深,历来少人问津,晨钟的中译本也只是译出了第二部分出版发行。应当说,晨钟版的中译本只能勉强算是《第二性》之“论述”――实际上,这个版本的书名就是《第二性(论述)》。1992年,台湾的志文出版社将这个版本以三卷本重新印行。

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内地第一次出版了《第二性》,由桑竹影等人翻译,也是只有第二卷。有专家认为:“书中除有些术语和内地不尽相同外(如把‘无产者’译成‘普罗大众’),有些哲学性的论述被删节,也有的地方望文生义,给读者造成明显的误解。”

1998年2月,中国书籍出版社推出了由陶铁柱翻译的《第二性》中译本。由于陶铁柱不畏艰难困苦、硬是把第一卷艰深的理论部分“啃”了下来,所以,这个版本被称为国内第一个“全译本”。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从1953年的英译本翻译的。今年4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将该版本重新包装,把原来的上、下两卷本合为一卷本发行上市,而译者陶铁柱已经于2001年去世。

在陶铁柱译本的序言里,译者提到:“友谊出版公司曾经也出过一个中译本,名为《女人是什么》,这个译本的译文要比台湾译本准确和流畅多了,只可惜它也只译了第二卷。”

今年5月,西苑出版社推出了一个选译本,译者李强在序言中写到:“全书规模宏大、内容庞杂,有的地方过于艰深晦涩,一般的读者很难通读全书,我们将全书的精华之处加以采撷,奉献给读者,相信通过这个选译本,已经足够反映《第二性》的主要观点和文采。”

据查,国内以往出版的《第二性》的中译本主要有上述几种。而这几种译本,要么翻译不全,令读者和学界无缘得见《第二性》完整面貌;要么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其中问题还有很多。

英译本之缺憾

赵武平告诉记者:“英译本存在对法文原著的较多删改,已经造成对作者原意的曲解”。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性》

1999年,法文版《第二性》出版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举行,与会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商业女性和年轻一代学者。会议尤其注重年轻一代学者对波伏娃的思想及著作的研究。会议上,杜克大学从事文学、拉丁语和女权运动研究的陶丽・莫依 TorilMoi 教授以《误读第二性》为标题,首先开讲。她指出:《第二性》唯一的英译本,即1953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H.M.Parshley翻译的版本,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之后,她在2002年第4期的美国妇女期刊《符号》上发表文章,专门讨论英译本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今年4月,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陶丽・莫依教授的著作,名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遗产》。该书更是详细论述了《第二性》英译本对法文原著的删减和歪曲,还包括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此的讨论。莫依指出:英译本的第一部分是“令人遗憾的”,一些英语国家的哲学家试图从波伏娃的文章中找到她和黑格尔的思想联系,然而,由于英译者Parshley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缺乏对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当时法国思潮的认识,把原著中的这部分内容简化甚至删掉了。“一些重要段落的意义被颠倒了,重要的哲学参考被删除了,很长的部分被遗漏而且没有任何评论或者注脚。”据莫依统计,译者的删改达到了原著的15%之多。除此之外,“译者的主体性发挥也严重扭曲了波伏娃的原意”。为此,相关专家期待一个新译本的出现,“一个能够充分理解波伏娃原意的、有注解的英译本”。

然而,《第二性》英译本问题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妇女问题方面的专家佟新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没有读过法文原著、并不了解两个译本间的争论”,北大哲学系杜小真教授是学法语出身,也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刘兵教授说“没有读过《第二性》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因此,无从评价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陶铁柱的全译本还是可看的,但这只是阅读后的一般感觉,因为并没有对照原文,也不知所译依据的原版本是哪个。”

百分百还原《第二性》

英译本既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国内那些根据英译本翻译过来的读本的准确性似乎也成了问题,严格地说,这样的中译本已经不是波伏娃原著的“全译本”了。这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法国伽里马出版社签约再版《第二性》的一个原因。

赵武平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说:“《第二性》一书在知识界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当代女性必备的读物。能够出版它的中译本,是我们的一大荣幸。我们和法国伽里马出版社的关系一直很好,合作得很多,比如昆德拉系列。双方已经建立起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相互信任,他们也相信我们有国内一流的译者。比如,许钧教授是伽里马指定的译者,而且一般的出版社都要求对方在一年半或者20个月内完成翻译,但是伽里马信任我们,信任许钧教授,没有规定翻译期限。这也保证了译者能精雕细琢、翻译出经典的作品来。既然我们手里有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起来,为国内学术界做点贡献呢?英译本的问题由来已久,国际上的讨论已经很多,中译本当然也应该更新,这是研究者的需要,也是读者的需要。”

版权之谜

有学者提出:“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全译本从版权页上看,似乎是译自法文本,但从译者前言看,却又好像是译自英译本。”伽里马出版社所拥有的是《第二性》的法文版权,而中国书籍出版社当初版权却也是从法国的伽里马出版社买来的。英译版转译怎么会从法文版权拥有者手里购买版权,并且,伽里马出版社怎么又把这一版权转卖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呢?

赵武平告诉记者:“伽里马认为中国书籍出版社单方违约,而且版权合约也到期了,这次才把版权重新卖给我们。”

“单方违约”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译者陶铁柱的妻子、《婚姻与家庭》杂志的编辑王红。

根据王红的回忆,陶铁柱的书稿是在1990年译完的,而且确实是从英译本翻译过来的。之后,王红携带书稿通过她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导演朋友和法方直接谈妥了版权,而个人无权购买版权,所以借助于中国书籍出版社。出于朋友交情的缘故,法方很痛快就签了合约。在签合约之时,书稿早已译完,而且法国伽里马出版社也知道这个中译本是从英译本翻译的,并没有提出异议。记者试图从中国书籍出版社证实这一点,中国书籍出版社一开始说他们的书“是从法文翻译的”,后来又说“要下去查一查”,而这本书当年的策划人陈俊?拒绝接受采访,只是无意间道出:“版权是作者自己谈的。”由于记者没有联系到法国伽里马出版社的负责人,究竟当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和法方签约时,有没有说清楚是从英译本翻译还是从法文本翻译,不得而知。“违约”一说是否成立也难下断语。不过这次伽里马出版社把版权重新卖给上海译文出版社,旧合约到期倒是事实。

译者许钧

法国伽里马出版社在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签约时,明确指定由许钧教授担任翻译,而且不限制他截稿的时间。记者联系到这位被法国伽里马出版社寄予无限信任的教授,请他谈了一些情况。

许钧,男,于1954年9月27日生于浙江省龙游县,1975年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院,1976 1978年留学于法国勃列塔尼大学,1985年入南京大学外文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优秀专家特殊津贴。

他曾经担任和正在担任的职务有: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翻译家协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等。

许钧在此之前的主要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思考录》、《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谈录》、《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翻译论》等。主要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名士风流》、《贝姨》、《海上劳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

对于此次重新翻译《第二性》的意义,许教授提到:“文学复译应该有所超越,至少应该对原著有一点新的理解,新的阐释……文学翻译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变异,而是原作生命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拓展,是原作的再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在前人的基础上,在文学接受环境大大改变的今天,推出一个新的译本,会有其价值……文学复译是一种文化积累,前译与后译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是一种继承与拓展的关系。”

许钧教授曾经翻译过波伏娃的另外一本名著《名士风流》,对波伏娃的思想作过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研究。据悉,他目前正在进一步阅读相关的哲学资料,包括和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相关的书籍,为翻译《第二性》作准备。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陶铁柱的译本以及其他已出版的中文本,为《第二性》在中国的传播、让国人了解波伏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重译若能为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第二性》提供新的可能性,依然值得学界和广大读者期待。

西苑出版社版《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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