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徐晋如发言城市：北京
余秋雨一贯用文学的笔法写历史，或者竟可以说是用文学来偷换历史，所以他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自从在《收获》杂志上转载以来，照例
上周，台湾一位学者感慨道，我们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了那么多年，一旦有了自由，竟发现所有的言论都没有了意义。因为所有人都在说话时，平庸的声音就淹没了一切。这令我想起王瑶先生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想来余郎是深谙个中奥秘的，余杰们，古远清们，我走自己的路，你们去说吧。
遵照说了也白说的定理，《英雄》以后，理所当然不可不戒还有那么多的人花钱去看《十面埋伏》。徐克对我说“武侠就是浪漫的动感”，我的一位朋友听了这话感慨道：这就是徐克与张艺谋的本质区别。在票房上徐克的黄飞鸿系列肯定没法和《英雄》、《十面埋伏》相比，正如在一个说了也白说的时代越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越不被媒体待见。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面对触角无所不到的媒体时说自己问心无愧。2004年考生甘怀德笔试成绩最高，却在面试时被刷下，因而对北大法学院和对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今年面试录取博士生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并在网络上大撒其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回帖称“强烈呼吁北大给社会一个合理解释”。朱苏力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在网络上做出相应回帖，对面试过程做出详细说明，坚持认为甘虽然笔试成绩最高，在对面试问题并没有给出相关的学术性回答，并说：“我一直坚守专业知识分子的道路，我从来不见记者，不上电视，我希望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教学和写作，推动中国的法制事业发展。但这件事情，实际上把我变成了热点人物，而且这个热点人物不是我希望做的。”在一个遍地“公知”的时代，朱苏力的这番话不啻空谷跫音。而且，只要具有起码的理性的知识分子，都能意识到这次事件对中国学术进步将是一次莫大的冲击。要么更好―――从此导师拥有更大的招生自由度，要么更差―――国家将会对博士生笔试成绩卡得更死。国学大师钱仲联生前经常感慨，他想招的学生要么因为英语成绩，要么因为政治成绩招不进来，而很多没有学术天分的人却能轻松考上。朱苏力也许并没有打算挑战现行博士生招生制度，他更知道说了也白说，于是最终选择了沉默。
曾几何时，周国平由一位译介尼采的学者成了小资关键词。他的生活被写得像郁达夫的“私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或许他已明白，在今天做一个“公知”还不如做一个作家。因为做“公知”说了也白说，而做作家至少不用再背负启蒙的重担了。
据说五十年前作家的形象是：身着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支钢笔，下乡进厂，体验生活。而今天的作家不再有明显的标志，只能靠“八十年代”、“胸口写作”来证明自己的作家身份了。还有人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吗？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在民主社会，作家能获得大量的财富，但却没有人看得起他们。当为了钱而写作的作家群崛起之时，当所有人都能成为作家之时，当短信也被称作文学并且还要“大赛”之时，为了人生问题而写作的作家最终都将发现自己说了也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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