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在集中营度过了8年的监禁岁月，1953年才获得释放，但释放后按照规定又在哈萨克共和国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小村庄度过了三年流放岁月。虽然他在劳改营中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构思，被释放后仍然坚持不懈地写作。但是，他的作品只是写给自己看，从没有想过这些作品会有出版之日，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靠自己的作品一夜成名。即使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掀开了“解冻”的序幕后，他也远未为这个苏联文学的新时代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1959年，他创作出中篇小说《854号劳改犯》，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雏形。但是，这种创作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地下创作的苦寂是可想而知的，他也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摆脱这种状态。他一次次地修改这部作品，删除其中激烈的言词和敏感的话题，使之适宜在出版环境仍然不甚宽松的苏联能够公开出版。
终于有一个人的讲话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苏联著名诗人、《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个诗人主张更大胆更自由地出版文学作品。这是一个他曾经仰慕的诗人，远在索尔仁尼琴当炮兵连长的战争年代，他就从电台中听过诗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出于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任，他把作品委托朋友送到了《新世界》编辑部，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痛苦等待。
特瓦尔多夫斯基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他被作品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染力所吸引，他决定采用这部作品。他约作家到莫斯科的《新世界》编辑部见面，提出修改意见，其中之一就是把书名从《854号劳改犯》改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且，他还付给作家相当于其几年工资的最高标准的稿酬。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尽管明了作品的价值，却仍然不敢擅自作主发表作品：这可是苏联的头一部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作品！他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比较一致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书稿肯定不会得到发表。
作品的问世是如此的艰难，连索尔仁尼琴本人都有些失去了耐心。为了让作品得以问世，特瓦尔多夫斯基决定走上层路线，他把作品送给了赫鲁晓夫的文学顾问列别杰夫,作品终于“上达天听”―――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非常欣赏这本小说。
据说，当列别杰夫为赫鲁晓夫朗诵这部作品时，这位领导人听得非常认真，时而大笑，时而啧啧称赞，他还把米高扬也请来一同欣赏。两周之后，《新世纪》编辑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他们务必在次日上午交给中央23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当时编辑部仅有3份，打字根本来不及了，于是只好铅印，使用《消息报》的几台排字机，分给每个工人一小段，让他们分头排字，校对工作也连夜进行，终于在凌晨前排装订好样书直送党中央。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明态度，有些人虽然有一本小说的样本，却可能根本来不及或者没兴趣哪怕是翻一遍，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决定利用第一书记的权威下令出版该书。
1962年10月20日，赫鲁晓夫召见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向他宣布了可以出版的决定。这时的赫鲁晓夫正被古巴导弹危机搞得焦头烂额，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对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书如此关心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也许这正是这位领导人在紧张中寻求镇静的一种奇特方式吧。不管怎样，这本难产的小说终于得以问世了，1962年11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正是小说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这个时候，连索尔仁尼琴本人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当他应邀到莫斯科去校对稿子，终于看到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作品变成毛边大样时，不禁失声痛哭。
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在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而且还有许多人争相订阅。当时杂志只有9400本，后来杂志出了两版单行本，发行达80万册。小说发表仅十余天，《文学报》、《消息报》、《文学与生活》、《星火》等报刊就陆续刊登了一些文艺界名人的文章，对小说表示热情的赞扬。
小说让作家得到了巨大的声誉，一时间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1962年12月中旬，索尔仁尼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以其惯有的坦率和粗俗的作风搂着他的肩膀表扬他。
1963年3月10日《真理报》报道了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也许是出于疏忽，这位第一书记把这本书的作者也称为伊凡・杰尼索维奇。赫鲁晓夫还在中央全会上公开了当初讨论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时许多人不置一词的经过，显然，这本书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当然，由于赫鲁晓夫的赞扬，这本书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对索尔仁尼琴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当特瓦多夫斯基把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第一圈》送给列别杰夫，试图再走一次上层路线时，他得到这样的回答：“您还不知道谁现在很不满意而且后悔让《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了！”后来的材料证实，赫鲁晓夫曾向一位退役将军诉过苦，他说：“今后我可不再干这些事情了。”显然，由于下令出版这本描写集中营生活的小说，他受到了政敌的责难，而且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件事向他发难。
赫鲁晓夫的后悔已经有些晚了，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就在一次“宫庭政变”中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接替了他的总书记职位。在得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后，索尔仁尼琴一时处于难以形容的尴尬境地。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有过这种庇护吗？），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无论索尔仁尼琴是否承认这种“庇护”，他的命运是紧紧同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他的困境也日益加剧，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踪被监视，终于于1974年2月被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国外长达20年之久。
无可否认，是一位领导人造就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如果没有赫鲁晓夫，或许索尔仁尼琴永远都只会是梁赞市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有人把赫鲁晓夫的下台归咎于索尔仁尼琴，这是荒谬的。赫氏的下台是苏共政治斗争的结果，一个作家远没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失去赫鲁晓夫的庇护对索尔仁尼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无可否认，后来作家遭遇的一系列迫害都是失去这种庇护的结果。但是，如果赫鲁晓夫长期执政，索尔仁尼琴还能成为一名有独立人格的作家吗？很难。连他自己也承认，他必须永远对自己的恩公感恩戴德，否则在良心上会是有愧的。他的大多数直接批评苏联政治的作品都是赫鲁晓夫下台后在国外发表的。
作为苏联体制改革先锋的赫鲁晓夫的下台导致了长达20年之久的停滞僵化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无疑是苏联政治的悲剧，但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既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又是一次创作生命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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