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妇人》 舒芜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年5月出版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
舒芜被誉为五四以来，继周作人之后最关注女性命运的中国作家，该书所收文章，以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权意识的篇章最为出色，白居易、欧阳修、蒲松龄、龚自珍等国人的文化偶像在舒芜以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目光观照下顿时轰然坍塌，由此揭示整部中国历史不过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性侮辱性歧视性虐待的历史的实质，着实振聋发聩，在今日华夏文化优越论之类狭隘民族主义论调盛行之际尤显深刻。然而，消解之后，舒芜对女性问题的现代性建设却是力不从心的。他曾总结周作人的女性思想，分为“光明－黑暗－怎么办”三大类，意即周氏为找寻女性问题的解决途径，用最光明的女性观来关注历史与现实中的女性处境，看到的却只有一片黑暗，于是又回复到“怎么办”这一初始问题上。这何尝又不是舒芜本人的心路历程呢？尽管近十余年来舒芜一直用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支撑，但这无疑使他的女性观带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并不必要的性别本质主义思想。
所谓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即将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别归因于性别差异的观点。既然生理性别差异不可改变（变性手术除外），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岂非天经地义？任何女性解放的理论和实践岂非都成痴人说梦？舒芜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女性较男性体力为弱、易受性侵犯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恰恰就要消解一切确定性和必然性。大量当代人类学调查资料显示，众多原始部落中女子与男子一样?悍，力量过于男子极其常见，而通过训练，许多女运动员体力强大、肌肉发达过于男子更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9世纪，英国性学家蔼理士（Havelock Ellis）就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诸如肺活量差异等并非男女自然差异，而是后天塑造结果。所以更为科学的表述应该是：男女体力差异并非按性别截然两分，个体差异和后天训练也是重要因素。在性的问题上，尤其中国，性别双重标准将性愚昧和性无知视为女性纯洁的标志，将性行为看作男子的片面享乐和女子的屈辱奉献。实际上，一切性侵犯行为的关键不在生理性别上的强弱，而在于社会权力掌握在谁手中。美国电影《叛逆性骚扰》中男下属遭女上司性骚扰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舒芜一直以此类事例毕竟少数为反驳证据，其实今日大量性凌辱性迫害女性的事实，并非男权社会的起因，而只是其产物。即使女性总体的平均体力确实弱于男性，但在今天的男权社会中垄断社会资源的男性，其权力难道是依赖体力强壮获得的吗？正如当今日益突出的农村、城市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他们的弱势地位绝非体力弱小所致，这个道理不是显而易见吗？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定义为体力弱小、意志薄弱、依赖性强、逻辑能力差、缺乏抽象思维等的性别，认为这些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特征导致其从属地位。然而，这些被赋予负面评价的特征，并非男女生理性别（sex）差别直接导致的结果，而是男权社会文化对女性潜能压抑和束缚后塑造成的社会性别（gender）。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于1950年出版了后来成为人类学经典著作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揭示新几内亚三个相邻原始部落截然不同的性别角色规范：第一个阿拉佩什部落男女性别角色没有差异，均顺从合作，没有攻击性，符合我们社会定义的女性气质；第二个蒙杜古马部落则符合我们的男性气质，男女均残忍好斗；而第三个德昌布利部落虽男女有别，却是女性占主导，男性则依赖性强，爱打扮，多愁善感。这足以证明，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特征都是社会文化塑造的。舒芜在书中对当代职业女性不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负荷自愿重回家庭的讨论，也是基于其本质主义立场。由于生理上要做母亲，所以抚育孩子、处理家务是女性的天职，这只是一个假设，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e）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等人的人类学调查就发现这一假设并不是必然成立的。
尽管男性中心模式似乎是一切传统文明社会共有的形态，但上述一切表明这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而非惟一模式。正如根据达尔文本人在《物种起源》中构建的进化论，进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演进，人类不是进化的必然产物，也非终极目的，而国人（包括众多权威辞书、教科书）竟多做反解却自以为得其真谛，足见必然论、目的论等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为害之深，舒芜先生亦不例外。中国至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女权运动，其中原因甚多，而根源即在于性别本质主义观念。
我在该书导言中盛赞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女性，她们独立的人格、开明的观念、健全的思想让我深感钦佩，故而对她们作为女性彻底解放的希望抱持乐观态度，而舒芜先生对此是完全隔膜的。《哀妇人》第三部分收录舒芜与三位女性的通信，其中武汉某高校中文系教师，属于70年代出生的女性，舒芜自然是希望从与其通信中了解年轻一代女性的思想。舒芜以为年轻一代兼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她不会放过自己作为老一辈兼男性可能存在的任何偏见与落伍（页594），然而不幸的是，偏偏舒芜接触的这位惟一最年轻的知识女性的思想却充斥了偏见与落伍。她作为年轻学人对女权主义最新理论方法的隔膜与误解，可能是其目力所限，自不必苛求，但最令我震惊的是，在第12封通信中，她竟然以道德家的姿态指责《欧洲风化史》是“在学术包装下进行色情贩卖”！《欧洲风化史》为德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傅克斯的一部极其严肃的学术著作，对于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的性文化及社会风俗研究有开创之功，德文版于上世纪初出版后已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莫非一切涉及性的客观叙述与学术研究都成了“色情贩卖”不成？如此恶评若是出于该书性的题材吸引了某些心术不正者的眼光，那么，早在80年代初便有青春期少年偷阅《红楼梦》中情节导致强奸犯罪的案例，岂不是《红楼梦》也成了应严厉查禁的黄色小说？如此思想，不仅与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女性的观念相距万里，而且连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70年代出生的一代也绝无法同意。舒芜先生从她那里获得的关于新一代女性的信息，实在并无任何代表性。无怪乎舒芜先生愈来愈对女性解放的前景悲观失望，而在数月前，当我观看了复旦大学一群80年代出生的女生以莫大的勇气与非凡的胆识改编并上演了女权主义经典话剧《阴道独白》，便愈发坚定了我对她们的乐观希望。继男性作为女性的“代言者”之后，女性作为其自身性别的“立言者”也已经崛起！当然，套用一句老话，女性解放依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面对社会主流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本质主义观念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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