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
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大凡历史研究者或以窄而精的专门研究见长，或以提纲挈领纵横捭阖的通论见长。比较而言，余英时是将历史的专论与通论结合得较好的一人。实际上，专门性的史论即使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内恐怕也只有少数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才会驻足，而真正在社会中引起反响、能吸引各学科读者关注的，还是那些能用明白的思路对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整体把握的作品。余氏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如《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都是这方面的论著。现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余英时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基本囊括了余氏的主要学术观点。文集的编排，从题名上看，也体现了鲜明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综论的特色。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已出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知识阶层史论》、《中国近世商人伦理与宗教精神》、《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等著作，都在这一方向上树立了有益的研究范型，这些论著经过编辑整合，依不同的主题编入了文集。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浸淫较深的，独特的受学背景投射到余氏的论著中，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新版的文集同样突出了这个主题。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文集》中有时称为“知识人”）的词源出自19世纪的俄国，在当时所指称的人物团体也是非常具体的。这个词成为一个通称之后，葛兰西、福柯、萨义德等思想家都对它作过专门的划分和界定，其含义也随之趋于繁复。知识分子问题是伴随西方现代社会而产生的，借用到中国文化语境之后，已经被剥离了其现代性内涵，作为一种特定价值形态的泛称，在余英时笔下，“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有二，一为超越，二为批判。所超越者一己利害得失，所批判者现实世界之不合理秩序。就“批判”而言，知识分子产生之初的内在涵义就是指社会上某一批最具批判和怀疑意识的人。而“超越”却是余氏构筑的知识分子世界的价值支点，因而比较值得关注。
余氏是酷爱中西文化比较的，“超越”本是一个西哲术语，余氏在运用这个概念时把它和中国的“道”做了等量置换，“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政统与道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组核心概念就是“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余氏是把它作为理解中西思想差异的枢纽来处理的。在余氏的解释中，所有价值都是具有超越源头的，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殊无二致，所不同者是超越与人世的关系。具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超越精神是体现在“人伦日用”之中的，其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就是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进行“批判”；而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存在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思想与实践的尖锐对立，超越性价值始终归于上帝，因而西方古代知识分子对现实是抱冷漠态度的。
在余氏对不同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的评述中，“内在超越”的思路逐渐成为一个闭合的系统，在此基础上可以引申出许多值得讨论的话题。仅从中国知识分子的起源来考察，古代的“士”从贵族的最末一级分化出来而成为“四民之首”，也就是在所谓“边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这其中所隐喻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在余氏的其他论述中，也曾把“漂流”、“放逐”的境遇作为知识分子精神表征的重要方面。这一知识分子的原初面目，显然与以后在体制内发挥作用的形象大相径庭，余英时在《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中也说：“从古到今，无数第一流人才都流入政府，只有科场失意的，才走上其他的路途。从这方面看，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影响中国人达两千年之久，即使今日也没有完全打破。”在很大程度上，“内在超越”的思路可以被视为对这一原初悖论的延申解释。
“超越”本身是一种精神性内核，余英时对此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人文的眼光在历史研究的位置。在余英时那里，“人”的关怀不仅是联系“史学、史家与时代”的核心所在，也是他的诸多二元概念（如分析―综合、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特例―通则）之间的结合点。从他对兰克和科林伍德的评介中尤其可以看出这种取向。中国史家一向尚考据，到近代学人（如傅斯年）手中，加上对来自西方的“科学”理想的认同，更是形成了极端的“科学的史学”的观点。余氏分析这种观念是“乾嘉考据和兰克的历史主义的汇流”（《〈历史与思想〉自序》），他提出兰克本人并非极端的历史主义者，意在强调两点，一是史家本人并不能脱离时代成为“完全客观的”；二是在考据或训诂之中仍可体现作者本人的旨趣和关怀。严格说来在前者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并无差别，而在后者倒的确体现了在历史研究中优秀作品与平庸之作的根本区别。余氏认为考据的工作在中国是需要的，分析的工作应该在综合工作之前。但是前者与后者却并不在同一层次上，他援引章学诚的话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考据风最盛的清代有此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治史，意在人事，这种潮流一直没有中断过。在余氏对清代思想史的解释中，强调心性之学向经学转向的必然性以及儒学发展脉络的内在连贯性，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从余英时本人的治史态度考察，诚然他对历史考据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从他对史料的选取和处理方式来看，还是明显偏重于“综合”的工作，柯林伍德的思想之所以吸引余氏，与此有很大关系。柯氏历史哲学的引人之处，正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并且明确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行动”，也就是事件的物质状态和人物的思想状态的恰当结合，而且从柯氏发言的语境来看，他所强调的正是后者，对此一个非常著名的表述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人文关怀和美学取向，往往能够最直接、最鲜明地体现在人物研究上，这或许也是柯氏在中国较早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在这里人的关怀已经不仅仅是研究角度问题，而是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余英时本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这种风格，其中虽然不乏考据之作，但整体而言是力图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进行归纳和评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等问题的主要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敷衍而成的。
在对知识分子乃至中国文化进行描绘解说的时候，余英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儒学的现代化走向，他对“内在超越”的文化气质不易适应现代科技潮流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但总的来看余氏对儒家传统价值形态还是抱非常乐观的态度。在余氏笔下，“内在超越”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的整体气质是入世的，“入世”作为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也构成了与“韦伯式问题”直接相联的枢纽。在余氏的视野中，近代西方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俗世化”过程，人们剥夺了上帝头上的超越价值冠冕之后，才开始关注现实人生。在这种激烈的价值冲突中，也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失落症疾；相比而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价值形态远比西方后来形成的观念更富现代性，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西方求取现代化灵药的努力可以说是缘木求鱼的。余英时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其实可以绕过“俗世化”过程，反而有利于保持和巩固人文主义理想。同时，由于没有现实与彼岸世界的二元对立，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知”与“行”并不像西方那样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而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修身”、“反求诸己”、“自得”等思想都可使知识分子时刻保持自我批判的精神。相对而言余英时的现代化观点以及他对五四知识分子（如鲁迅）的激烈态度，在学界中曾引起比较多的异议。就自我认知和批判这一点来看，这是中国哲学逻辑最自足的一面，但可能也是最容易造成盲点的部分。余氏曾在《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中批评近代西方知识分子言行不一“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的时候，人们很难不提出质疑，即使没有经过近代对传统价值的否定与破坏，儒家哲学理路之内的知识分子是否真能避免“言行不一”的难局，尤其是在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日渐成为一个十足贬义词的语境之下。
《余英时文集》（全4卷） 余英时／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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