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人们眼下已经完全不读书了，而只是说，他们现在接受的确定暗示是―――只读那些跟浅近目标相关的书（比如应付考试或晋升的书）就够了！照我看，不光是那些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就连只有“无用之用”的文史哲专业，眼下也主要是在这种狭隘动机下被攻读的。在这种动机下，阅读本身就再也不会带来什么快感，毋
前不久，中国出版集团倾力打造的“中国文库”与读者见面了。面对如此厚重的一大套书，我的心情也不觉沉重起来了。――正是它那重大的规模和分量，更使我想起了面临的严峻反讽：如今已然是做书的人越来越多，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都还能记起那个几乎无书可读的黑暗年代。可现在回想起来，其如磐暗夜中却又不乏爝火般的亮色：比如在当时，由来已久的“阅读传统”仍在惯性地残存，从而对于书籍的饥渴也仍然一息尚存。有了这种渴望，大家才会冒着风险去访书、借书、换书、抄书，并在“雪夜围炉读禁书”的特有兴奋中，悄悄地享受着“与知识偷情”的无名快感。
可现在，这种快感差不多全要被更方便更直捷的物欲给取代了。说来见笑，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我在研究生入学的考场上很容易见到，往往有名义上整整修习了四年文学的大学生，而且是被推荐出来准备保送的较为优秀的大学生，除了会背背教材考考托福之外，对于基本的文学原著根本是一问三不知。――而相形之下，这点根本算不上什么的童子功，却大多是我们于中小学时代打下的，当时我们正住在边远的小城，刚从停课的学校被打发回家，而家里又刚遭受过抄家的洗劫……
于是我们现在明白了：原来一种无形的阅读传统，一种曾经支撑过整个文明的对于“书香”的普遍陶醉，要远比千百万本摆放在书架上的实物来得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精神上的“阅读传统”的损害与葬送，其实要远比物质上的焚书坑儒的危害更大，几乎会抽干一个民族的神髓。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到了这种传统早已被磨损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地关注到它，正如只有等沦到了趴在脏气中残喘的份上，人们才会留神原本就无所不在的污染问题。
其实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整个图书市场，整个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早就暴露在这种失去“阅读传统”保护的光秃秃的荒芜中了。――只是因为上上下下都已久在其中不闻其臭，都已习惯于这种无文化的状态，而且都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文化要求，人们才没有为这种严重的文明病症大声疾呼。
仍以我目前所任教的这所大学为例。如果仅就中国的范围而言，这里也许仍然算得上书卷气最浓的所在。不过，若要当真对照起“世界一流”的标准来，此间的读书风气就还差得太远！别的不说，恐怕校方在大唱“世界一流”的时候，对于真正的一流大学究竟应当在图书数量和学生数量之间达到怎样的良性比例，根本就心中无数（这本身大概也是不怎么念书的恶果）。所以，图书馆里的典型场景就经常是：就算你理论上在电脑上检索到了哪本书，也很难在书架上寻觅到实物；而就算你侥幸又在书架上找到了它，也发现它早已被过高的流通率磨损得残破不堪了……
那么，再来对比一下国外名校那既满满当当又空空荡荡的开架图书馆，对比一下他们那里规定每位学生可以借阅多达二百册图书的额度，我们真敢吹嘘自己已经或者将要“入流”了么？再说一件不怕见笑的事：受这种无奈的条件限制，每次到国外学府讲学时，简直连调整时差都等不及，我就忙不迭地冲向人家的图书馆，好像那一向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一旦回到北京的家中，我马上就自觉遗忘了图书馆的存在，只躲进小楼来坐拥自己的“书城”。对于这种差距，就算我嘴上不说，心里也充满隐痛，因为不管私人的藏书多么宏富，也无法取代公共图书馆的效用，―――那主要地还不是指对哪些特定藏品的利用（只要认准了哪本书就总还可以生出办法），而是指那种在宽大书库中随意翻拣时生发出来的自由联想……
连大学校园内的情景都已至此，围墙外的市井生活就更别提了。如果在一个具有良好阅读传统的国度，那么即使是在打发无聊日子的时候，比如在德国的火车上，或者在法国的咖啡馆里，你总会看到有人捧起一本书，完全沉浸在字里行间的天地中去，你虽不知他在阅读什么，但他神情中的那份沉稳，似乎映衬得整个场景都有了根基。然而，再看看我们周遭，要是碰到同样的场合，恐怕充其量也只有人在看那种看完就扔的下流小报吧？这种判然的差距说明了什么？――跟其他尚称正常的文明环境相比，我们这个社会眼下最为短缺的素质之一，就是作为一种心灵习性的“阅读传统”。
那么，究竟什么是这种“阅读传统”呢？――且让我尝试着描述一下它吧：阅读传统是自文明创化以来逐渐养成的一种惯于通过书写符号系统来扩充知识和增益自我的文化习性，由于此种习性必然代代相传地内化为某种下意识的心理动能，它就有可能引导人们普遍地不去计较每一次阅读行为的浅近目的，而仅仅无功利地沉湎于这种行为本身。
话说到这里，再来回顾那些劝人读书的古代箴言，就可以增加几分理解了。甚至，就连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那类的老话，尽管听上去有些流俗，也未必没有一番道理――除了谆谆劝学的殷切用意之外，亦不乏对于成功经验的老到总结。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所以要讲书中“自有这自有那”，恰是因为读书生涯本跟那些声色之乐无缘，甚至逆反着人们好逸恶劳和趋利避害的天性，所以，它实则是想用某种形象的说法，来诱使那些尚未在这方面“习惯成自然”的人们，把阅读的习性养成自己的“第二天性”。而另一方面，它所以要讲书中“自有这自有那”，又确实是因为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大凡那些足以通过文字符号系统来汲取以往文明成果的人，也都有可能凭靠后天的努力，来增进自己的人格高度和社会功德，从而不期然而然地获得那些超常的受到艳羡的酬劳。
这点粗浅的道理，本是再简单不过的文明通则，当年任何一位村妇都能在送儿上学的路上，把它传授得清清爽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长期强调“耕读传家”的古代社会，其实并没有闹过什么文化特殊。只可惜到了晚近，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我们的阅读传统业已被恶性地接力败坏了。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总是在领受着这样的教训：如果单纯出于某种爱好去读书，那么其后果很可能是危险的，至少也会是无用的。久而久之，老祖宗留下来的正常文化生态，终于被明里暗里地摧残殆尽了。
并不是说，人们眼下已经完全不读书了，而只是说，他们现在接受的确定暗示是――只读那些跟浅近目标相关的书（比如应付考试或晋升的书）就够了！照我看，不光是那些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就连只有“无用之用”的文史哲专业，眼下也主要是在这种狭隘动机下被攻读的。在这种动机下，阅读本身就再也不会带来什么快感，毋宁更像马克思笔下的那种“异化劳动”过程。也就是说，由于每一次阅读都带有浅近的功利目的，所以对于阅读后果的期待就总是优先于和压倒了对于阅读过程本身的享受。由此说穿了，就算还有人在读书，其阅读行为也主要地意味为短暂的磨难，几乎可以换算为被判了一段“有期徒刑”。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阅读心理中，我们的图书市场也随之变形了。先来看一个大体相似的例子：表面上看，如今的家长似乎都普遍地热爱音乐，以至只要有一点可能，就总要逼自家的孩子练琴，也不管他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天赋；反过来看，如今的家长又都普遍在抵触音乐，根本就把它拒之于日常生活的门外，甚至一年都不会去光顾一次音乐会。――由此矛盾和尴尬就出现了：万一你们的孩子将来出息了，真要靠歌唱而生活了，面对如此稀稀落落的票房，会不会埋怨你当初把他往火炕里推？而更加可笑的是我们又知道：中国的家长并不是当年莫扎特的老爸，他们之所以要孩子练琴，无非是出于极为浅近的功利目的，那就是高考时的加分，而此后，他们就可以任由孩子把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技艺悉数丢掉！
图书市场的困窘大体相似。一方面，由于儒家社会特别“重视教育”的文化惯性，中国在求学方面的需求仍是特别旺盛的，以至各大洲的英语国家都垂涎欲滴地想来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出于对晚近各种文化灾难的记忆，中国的家长对于文化教育的内容又特别淡漠，以至大多数家庭从未追踪过严肃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关心严肃的书籍）。由此就出现了类似的尴尬：假如孩子们受到了足够的教育，足以为学术前沿问题著书立说了，却又只能在图书市场上备受冷遇，包括忍受来自自己家庭的冷遇。
说穿了，这类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突出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脱节。在流行于当代的杂乱思潮中，既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孑遗，又有对于文化浩劫的记忆，还有赤裸裸的消费主义还原。这些东西掺杂在人们头脑中，就使得他们对于身边的事情，往往很难做出前后相随的反映，而只能胡乱地跟着感觉走，比如既本能地表现出重视教育，又同样本能地表现是抵触文化。其实，所谓图书发行方面的“一渠道”与“二渠道”之分，正是人类这种心灵分裂的典型征兆。
而令人嗟叹的是，要不是迟迟未能理顺此类严重的脱节，那么我们本不难发现，即使由于消费时尚和电子媒体的冲击，全世界的图书市场都在下滑，我们的图书业仍应独享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本有一个举世无双的珍贵资源――为整整十几亿人口所共同操用的世界第一大语种。试想，哪怕我们这个民族还仅仅残留了最起码的阅读传统，乃至一万个人中间还能剩下一个人在以读书本身为乐，那么，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之巨，我们推向市场的每一种好书，不也可以闭着眼就印它十万册么？当然反过来，正因为这种潜在读者基数，我们又应冷静地反省：我们现有的人均拥有图书的比例，几乎肯定是全球最差的。
不待言，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余地。也就是说，不像那些小国寡民，只要我们能切实动手盘活现有资源，图书市场的发展潜力就会是全球之最。由此，我忍不住生出这样的畅想：以汉语著作的潜在读者群之庞大，以中文图书的共同市场之广大，以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之巨大，以中国所亟须澄清的理论问题之重大，哪怕只是部分地恢复我们的阅读传统，就有可能把随随便便一本好书的印数，超过其他语种的畅销书。到那个时候，图书业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日子都要好过多了，因为人们的生存状态终于可以受到文化氛围的保护了。
最后再回到“中国文库”的话题上来。记得刚拿到它的第一批选目时，我就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小时候若能找到这一套书，我的学问就肯定比现在大！”当然，这种情不自禁的忆苦思甜，已经很难被我们的学生同情地体验了，因为就算大学的图书馆有种种不足，那也只是相对于更加广博深远的阅读要求而言的。不过，我觉得自己对于“中国文库”的第一感仍然是准确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出版集团能够集中优势，从其所辖的各大出版社的保留书目中，精选出这么一套“多元一体”的巨大系列，仍然可以起到很好的文化传播功效。我甚至觉得，尤其对那些比我当年的所在地还要偏远的城镇来说，或者对那些果欲提高文化素质却又苦于缺乏眼光的家庭来说，哪怕仅仅只收藏了这样一套权威的读本，也有可能把那里的具有潜质的孩子引领出来，成为我们民族下一代的“读书种子”。――还是那句话：以中国的人口和版图之大，哪怕一个县城平均只涌现一个“读书种子”，也足以造成中国文化自宋代以后的另一个创造高峰了。
当然，在自己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许多事都还是不确定的，就连《中国文库》的发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也都是不确定的。正是这种种的非确定性，才给我们的努力增添了紧张和悬念，也才把未来开敞给了时机与变因。不过，至少应当有这样一种念想，却必须现在就确定下来――既然只有作为普遍心灵习性的“阅读传统”，才能使这个民族从根基处摆脱被动，那么大家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出版界，首先就应当去守护和尝试恢复这种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