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是思想史的反映，而思想史则多多少少地折射了我们国家的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变革。
◇90年代中国面临的自我定位和发展定向的问题，中国人没有骤然得出结论，而是广泛地参阅国外的百家之说。
◇反思历史带来刻骨铭心的疼痛，但也使人获得宝贵的感悟与洞识。
◇如果说这10多年中国的
中华读书报从创办至今走过了10年历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这10年中的阅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阅读史是思想史的反映，而思想史则多多少少地折射了我们国家的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变革。
这10年是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的10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10年，是中国自觉加入全球化进程的10年，是国际风云变幻的10年，是认真、深刻反思我们这个民族近现代历史的10年，是我们的思想、文化、生活走向多元化的10年……变革和多元反映在思考、写作和出版、阅读等方面，我们于是看到一派生机盎然、五色杂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良莠不齐。交锋：中国vs.世界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80年代末政治风波和紧随其后的苏联东欧巨变的中国似乎又面临着自我定位和发展定向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方针应不应该坚持，苏联东欧的巨变原因何在，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和启示，“姓社姓资”的问题到底该不该争到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冲破了一时的沉闷局面，刺激产生了一个出版和阅读的小高潮。其中《交锋》是令人瞩目的代表作，它固然反映的是一方的观点，但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这一条思想线索从90年代初贯穿到90年代末。
对苏联东欧巨变的原因的解释没有定于一尊的统一口径，因而有见仁见智发表不同见解的空间。中国人的思考是认真严肃的，我们首先读到了大量的材料，比如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叶利钦的日记以及重要的当事人、亲历者、见证人如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总统顾问雅科夫列夫、克格勃首脑和政变领导人之一克留奇科夫以及前美国驻苏联大使的观察与解说，然后再试图表达自己的理解。苏东事件的研究著作中，以中肯和开放而受到读书界欢迎的大概要数黄苇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以内容丰富翔实著称的也许是陆南泉等著的《苏联兴亡史论》，而蓝英年的《冷月葬诗魂》则在更深的历史文化层面给读者提供了透视的背景，此书以细腻、生动的笔触让人感慨唏嘘。
对历史发展方向和“谁战胜谁”这个老问题的思考没有局限于中国和苏联东欧，人们的目光及于全球和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文明史。中国人没有骤然得出结论，而是广泛地参阅国外的百家之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在中国引起轰动和争议，一如它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和争议，同类著作有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亨廷顿的《第三波》，都是大家手笔。但相比而言，持相反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书籍出版得更多，这方面情况需要分门别类谈论。
第一类以华勒斯坦的《自由主义的终结》为代表，作者认为柏林墙的倒塌所证明的是自由主义的崩溃，是技术型现代性的彻底失败。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历史资本主义》和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以及“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中的其他书）都是以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主旨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当今美国著名左派学者乔姆斯基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
第二类以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为代表，它们是在文化层面上抨击西方的话语霸权，西方对东方的偏见、歧视与曲解。
第三类包括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这些西方历史学家、汉学家的著作以打破“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为使命，证明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中国相当时期处于中心地位（并且马上会回复到中心位置），西方各国在近现代的崛起，不是如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是因为工业革命和制度的先进，而纯粹是殖民掠夺或一些偶然原因。这些著作给中国人的启示是，自五四以来，甚至早至甲午海战失败以来学习西方以自强的作法是不必要的。
从心理上说，这些书籍更投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不过也形成了一种不协调和张力：一方面是大力从事现代化建设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国策与现实，另一方面是对这些价值和目标的诘问和批判。不过，既然反现代化是源远流长的思潮，反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广有声势，那么它们在中国产生反应和响应，也是自然的，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证明。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注意中国和西方发展阶段的不同，能警惕思想、理论在原产地和输出地所起作用的错位，那么任何书籍对我们都大有裨益。荆棘路：重审我们的昨天
如果说从90年代上半叶到现在中国出版界、读书界、书评界和思想界有主流意识的话，那就是反思我们的昨天，让民族的记忆复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和80年代“文化热”中各种主义被快速引进，各种理论遍地开花适成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比10年前更冷静，也说明我们比10年前看得更深远。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上，我们要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过了什么样的路；在急速向前的时代步伐中，我们宁愿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究竟要什么。
反思历史的书多得不可胜数，比如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的《六月雪》、《原上草》、《荆棘路》，段跃编的《鸟昼啼》；又如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戴煌所著《九死一生》以及万同林的《殉道者》。在这个领域，李辉的工作十分引人注目，他出版了自己的5卷文集，包括《沧桑看云》、《文坛悲歌》、《风雨人生》等，还主编了“沧桑文丛”，其中包括梅志的《往事如烟》、牧惠的《漏网》、龚育之的《在旋涡的边缘》等10多部作品。
反思历史带来刻骨铭心的疼痛，但也使人获得宝贵的感悟与洞识，韦君宜的《思痛录》、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贰十年》引起的巨大反响证明人民需要并欢迎敢于直面历史进行反省与思考。我们在历史中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哪怕在最艰难最黑暗的岁月也有自己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树立了艰苦卓绝不停止思想的榜样。
对历史的挖掘和重新审视延伸到了大半个世纪前，以前纯然作为反动分子批判的胡适得到重新研究和评价，他的著作、全集、选集，乃至“精品集”，思想研究、生平研究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另一位不为人知的学者殷海光也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对鲁迅和胡适的重新评价开始浮出水面，因此我们除了读到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也读到孙郁的《鲁迅与胡适》。虽然有分歧和争论，甚至很激烈，但不争的是，封闭的思维打破了，单一的视角受到挑战，人们在坚守和创新之间自行判断，获得启迪。后现代・三农・宪政与法治
如果说这10多年中国的出版和读书界还有什么公认的热门，那么要说是非后现代主义作品莫属。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杰姆逊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接着他的讲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出了两个版本，再接着出版了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快感：文化与政治》。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共出了3个版本，“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至少包含有20多部后现代名著。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作品也蔚为大观，据我有限的阅读，至少，王岳川有10部，陈晓明6部，张颐武4部，其他中外学者的著作，简直数都数不过来，借用后现代的话语，这是“文本泛滥”。作为研究（比如王岳川的观点是持平、公允的），这代表了繁荣，而如果说这反映了思想学术的偏好和风尚，则有令人担心之处。如果把书籍比作精神食粮，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点偏食？因为，现代化毕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批判和质疑的对象。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当后现代的作品充斥书肆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忘却中国的现实。我不知道农民在中国的读者群里占有多大比例，但“三农”问题的严重和急迫，却是大家都清楚的。有关“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的书籍一直是出版、销售和评介的热点，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等出版引起的巨大反响，对于我们更加重视和下决心解决“三农”问题，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读书的功能和好处有多种，比如增长知识，比如怡情养性，而其中重要的一种是传播思想理念，形成社会共识，最终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谈到这一点，我们不可不注意这10多年来有许多学者、译者、编辑、出版者为普及和传播宪政理念、提升法治意识而作出的巨大努力。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一套10余本，介绍西方近现代宪政观念，包括原著和译文都是精品的《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外国法律文库”规模很大，一套几十本，其中有哈特的《法律的概念》、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导论》、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等经典作品，而“外国法学名著”包括了戴雪的《英宪精义》这样的传世名著。就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而言，这一类书籍是多多益善，只嫌其少，决不会嫌其多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目前阶段，必然要，而且已经在大声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从思想观念方面为此打基础、寻借鉴，是出版、翻译界和读书人、思想者的共同任务，是我们大家的历史使命。而我们今天播下的思想种子，一定会在明天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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