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代”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的一代代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自然更替现象，而是一种“知识型”的转变，一种作家和现实关系的再度调整。
◇长篇小说的出版日渐变成资本和品牌的游戏。“青少年写作”的不可思议的崛起也是这个畅销书体制成熟的标志。
背景：迈向市场化
1994年到今
10年前，中国的消费社会才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处在刚刚市场化的前期。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所谓“后现代”，所谓“全球化”对于今天的文学界来说，已经是没有多少新意的老生常谈了，已经成为任何一个谈论文学的人没法逃避的常识。在当年却是受到了众多置疑和追问而令许多人难以接受的事情。这里的十年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内部”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完全超越了原有的“新文学”在“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链条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像的独特性。随之而来的对于“新文学”的多面的、复杂的冲击我们已经无法不正视了。这十年正是全球化和市场化新时代由开端到成熟的过程。
在1994年的时候，有关“人文精神”和“后现代”问题的大讨论刚刚开始，许多人根本不承认消费主义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但中国的现实当然比故步自封的判断有力量，这一现实现在已经达到了根本无需讨论的地步。而且，中国在今天迎来的“和平崛起”的可能，是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追寻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的平常的愿望中出现的。中国人的百年强国梦的实现也是在这种追求消费和满足的潮流中出现的。1994年这一切的“征兆”显露得已经异常明显。其实对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论战已经有了“现实”的回答。今天的“现实”的出现胜过了任何美丽的言词。
作家“换代”加速发展
从文学的阅读来看，我们似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两个方向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作家“换代”的过程仍然在迅速发展。这种“换代”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的一代代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自然更替现象，而是一种“知识型”的转变，一种作家和现实关系的再度调整。1994年文学还是王朔的天下。九十年代初王朔的四卷本文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很长的时间里持续热销，开了当时的青年作家出文集的先河。那时对于王朔的褒贬成为了文学界争议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王朔的许多今天已经是经典的小说中，所谓的“顽主”在当时社会转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游离了出来，最早感受到自由的风气，对于传统的秩序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叛逆性，他们并不按照当时的价值行事，而是在边缘处以一种强调自我，快乐和嘲讽的调子展示自己的存在。王朔的小说其实是表现这一类人物的最为有力的本文。这类人物看似在社会边缘，其实却异常引人注目，是社会的焦点。他们冲击了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凸现新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先驱者的形像通过“顽主”的表现凸现了出来。它显示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前期”社会对于自由的理解。他们是在旧的结构开始解体，而新的文化逻辑还未建立时的社会状态的表征。这些人的不稳定和脱轨变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像征意义的标志，也意味着对自由的一种浪漫的理解。但王朔式的“顽主”随着徐静蕾导演的《我和爸爸》里的爸爸的衰老和没落也走向了沉寂。新的全球化的秩序已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王朔式的嘲讽今天只能在一些所谓少年写作的青春期脱轨的叙述中偶尔流露。八十年代末期余华还是一位前卫实验作家，九十年代前期以感伤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一下子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大众作家，而今在文学创作上已是沉寂许久了。而当时激发过热烈争论的追求“高蹈”理想的“二张”―――张承志和张炜，也渐渐沉寂，在文化领域里悄然无声。十年来，人们阅读兴趣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让文学创作激发兴趣的“热点”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时投射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中国内部的“现代化”向中国的全球化转变的“前期”的焦虑、不安和困扰和希望的作家，已经无法再度投射今天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秩序下的中国的“状态”了。有一些作家也成功转型，变成了新的市场中备受欢迎的人物。当年以一系列有关“故乡”的鸿篇巨制受到市场冷落的刘震云以《手机》成为了新时代的象征之一。今天，伴随着文学的消费性的合法化进程，一面有“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这样的新的写作现象的出现。青少年写作伴随着青少年读者的成长成为文学阅读最主要的受众。另一面，却是一个“类型”文学受到青睐的时代。反腐、犯罪、言情等类型的特征也表现得异常充分，小说和电视剧的互动和配合也日益多样。市场运作日渐成熟。这里非常明显的是像刘震云的《手机》这样的作品，依赖冯小刚的超强人气和“贺岁片”市场的习惯力量形成了大规模的消费潮流，书也变成了畅销书。作家的“换代”导致了阅读方向的转变。一面是原有的“文学界”的概念受到冲击，像春树、郭敬明、韩寒这样的作家在整个“新文学”的原有框架中几乎是根本无法存在的。文学的读者开始转向年龄更小的青少年。另一面是成年人对于文学的兴趣越来越为实用性的领域所侵越。同时，网络文学的崛起也是我们在1994年无法想像的现象。像宁肯的《无雨之城》、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或者安妮宝贝这样的作家都是网络文学提供的新的可能性。阅读生活的改变已经成形。“畅销书机制”下的文学生产
其次，这种作家的“换代”其实是和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相伴随的。这个文学生产机制的中心就是一个“畅销书机制”的形成。这个机制几乎排除了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大型期刊的出现备受青睐的中篇小说的运作。中篇小说的衰落几乎已经成为定局了。长篇小说越来越趋于市场化的运作，成为文学运作的中心。畅销书的运作模式已经完全支配了长篇小说的出版和发行的整个过程。长篇小说已完全不是现代性运作中的宏伟叙事，而是市场化运行的书市中的消费品。长篇市场的多元化其实完全取决于市场导向。长篇小说出版、发行和阅读的整个机制的市场化已经呈现出完整的特点。这个趋势在1994年已经出现，王朔的崛起其实就是一个畅销书市场开始出现的标志。现在这个市场已经完全成熟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受活》宣传“对于内容不满意退货”，或非典过去之后出现的一批关于非典的长篇小说都明显地呈现出试图精确把握市场的强烈企图心。市场的运作主导了整个出版业，也支配了长篇小说的写作。销路变成了作家“走红”与否的指标。长篇小说越来越集中到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出版社出版，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在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近年创出了长篇小说品牌的出版社独领风骚。这些大出版社的宣传发行、编辑出版的力量其它出版社难以望其项背。长江文艺出版社近期大规模的长篇小说出版的举措，长篇出版的蠃家通吃现象日渐明朗。在长篇出版方面的马太效应业已形成。小出版社难于有资金和实力投入整体的选题策划、作者的组约、宣传推广的实施等环节。长篇小说的出版日渐变成资本和品牌的游戏。“青少年写作”的不可思议的崛起也是这个畅销书体制成熟的标志。
比起十年前，我们的文学阅读似乎更加多样，更加难以观察其走向，但这个新的时代已经超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边界，有了和新的世纪一起前行的新的活力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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