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科普”的风头被“科学文化”抢走，实际上是因为广大读者对于老一套的“科普”已经厌倦。
◇对于大众来说，科学确
在这些年中，我的读书生涯似乎隐隐有一条“伏脉”贯穿其中，这就是所谓的“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不过我心目中的“两种文化”场景，其实只是各种观念和价值并呈，各申其说而已，并不是一定要有什么“冲突”。对科学本身的研究
大约十年前，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称为“sciencestudies”，在中文里当然只能译成“科学研究”。然而它的意思却是将“科学”本身当作一个被研究的对象，由别的人们来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人，主要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了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相区别，人们提出了sciencestudies的多种中文译法，目前有不少学者接受的一个译名是“科学元勘”。“科学元勘”令许多科学家大为恼火：文人本来不懂什么科学，却要来对科学说三道四。有些文人甚至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最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这样一来科学也就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了。
看到“科学元勘”之类的玩意儿大行其道，而且夺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话语权，科学家们焉能不拍案而起？拍案而起的人当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Sokal）。他制造了所谓的“诈文事件”：1994年底，他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Text）提交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文章，文章于1996年发表，索卡尔随即向媒体宣布，上文只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了故意安排的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借此嘲弄了他认为充斥着各种“时髦的胡说”的所谓“后现代知识界”。在美国，爆发“科学大战”已经有十年光景了。几年前，国内学者开始报导这场大战，并逐渐引进一批与此有关的书籍，如《“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科学大战》、《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等。在“科学大战”中，一方主要是“科学元勘”学者，他们认为科学本身可以、而且应该被研究；另一方是主流科学共同体中那些讨厌“科学元勘”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对手不懂科学，没有资格来“研究”科学，“科学元勘”只是诬蔑科学的胡说八道而已。
想想是有点奇怪，科学怎么就变成了“板着面孔的妇人”，吸引不了人们去亲近她呢？另一方面，后现代的“科学元勘”，则像那些妖冶骚媚的女子，把公众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这正是令索卡尔们痛心疾首的事情。
然而，有些人士却认为，科学自身也充满着傲慢与偏见。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哈耶克已经对此忧心忡忡了。他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TheCounter Revolu鄄tionofScience StudiesontheAbuseofReason）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
谈到西方的科学哲学，有一套已经持续出版了十多年的丛书不可不提，即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中的重要作家几乎都包括在内，如《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波普尔）、《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费耶阿本德）、《进步及其问题》（劳丹）、《理由与求知》（夏佩尔）等十余种。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主脉中，费耶阿本德是不可能被绕过的。费耶阿本德学说其实并不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科学史的特殊角色
国内以前在科学史出版方面很是欠缺，能找到的也就那么一两种，比如那本通史性质的《科学史》（丹皮尔），但近年来状况已大为改观。这可以从近两年“科学时报读书杯”科学普及・科学文化佳作奖的获奖书目中明显看出来。2002年度获奖书目中，只有3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图书：《科学的历程》、《数学无国界：国际数学联盟的历史》、《数学的故事》；但是在2003年度获奖书目中，迅速增加到7种：《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玻璃的世界》、《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古新星表与科学史探索》、《医学的历史》、《古今数学思想》、《中华科学文明史》。
10年来，比较重要的几套科学史图书是1999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三思文库”中的“科学史经典系列”，包括《〈创世纪〉和地质学》、《进化思想史》等。另一套值得一提的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科学史丛书”，这套丛书不是通史性质，而是有若干个专题，比如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等等。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从1954年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出数十巨册，至今仍远未出齐，而李氏已归道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李氏考虑到公众很难去阅读上述巨著，遂又请科林・罗南（ColinA.Ronan）将李氏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以便公众阅读。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TheShorterScience&civilizationinChina），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之一，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共得五卷。罗氏也已在数年前归于道山。此五卷书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翻译，现已出齐，成为一般公众了解李氏研究成果的最佳选择。
现代科学兴起已经数百年了，科学所取得的无数激动人心的伟大进展，都激起后人的景仰之情。但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看法仍是将科学视为一个不断进步──或者说是渐进──的过程。变化的标志出现在1962年，这年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从那以后，尽管对于“科学革命”的定义、描述和论证都言人人殊，但在关于科学发展历史的理论研究方面，“革命说”成为主流，成为时髦。在这个潮流中，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伟人的学说和业绩，就成为科学革命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个案。理论大家通常先选择某个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然后以这些研究作为重要支柱，来构建他们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体系。库恩在发表他的科学革命学说之前就先出版了《哥白尼革命》，科恩也在发表《科学中的革命》之前出版了好几本关于牛顿的书，最后的一本就叫《牛顿革命》，从书名上看，简直就像对库恩亦步亦趋。
从科普到科学文化传播
十年前，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一推动丛书”第一辑出版，十分引人注目，颇开风气之先。稍后有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内容更为丰富，既包括一系列科学哲学著作，也包括了大量和国内传统的“科普”不同的著作―――不妨称之为“科学文化著作”（老一辈科普作家有时称之为“高级科普”）。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视角书系”，都成为“科学文化著作”中的佼佼者，以致书业报纸上将上海称为中国科普出版的重镇。
在2002年度的“科学时报杯”获奖图书中，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书籍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例如《天遇：混沌与稳定性的起源》、《漫游：卞毓麟的科学文化之旅》、《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英国地质调查局的创建与德拉贝奇学派》等。但是也仍然有若干传统的“科普”图书，而在2003年度的获奖书目中，后一类图书几乎已经消失了。传统“科普”的退潮，实际上是因为广大读者对于老一套的“科普”已经厌倦。和几十年前《十万个为什么》广受欢迎的年代相比，中国广大公众的受教育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他们接受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已经大大拓展，他们的眼光当然也就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准上。
最后，新版《爱因斯坦全集》的问世，是中国科学文化传播事业中的一件大事。目前已出五卷，所收文献覆盖的年代是1879～1914年―――正好到广义相对论问世的前夜。此时爱因斯坦已经因为狭义相对论等贡献而成为著名科学家。这五大卷约3000页（16开）的文献，勾勒出爱因斯坦从一个普通少年到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成长之路，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史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洵为科学文化传播之大功德也。科学的娱乐功能
对于大众来说，科学确实具有娱乐的功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自己，也同样如此。开发这种功能，应该是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近年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魔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一书。此外，诉诸“博物情怀”的几种图书，如《塞耳彭自然史》、《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等，也可以视为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的成功之作。下面是几种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书籍：
在无数为埃及艳后克丽奥帕特拉着迷的后人中，有一位法国人弗兰克・戈迪欧。他和他的考察队，利用核磁共振、声纳、全球卫星GPS定位系统等等现代科技手段，绘制成了水下亚历山大古城王宫区的地图，并在这一区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克丽奥帕特拉时代的珍贵埃及文物。《海底王宫―――寻找尼罗河岸边的真正女王》一书图文并茂，记录了戈迪欧的探险故事，书中的图片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传世埃及文物的照片，二是近现代西方艺术家创作的克丽奥帕特拉时代埃及题材的作品，三是在水下拍摄的亚历山大古城文物的照片。
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于历史上重要发明的选择会大不相同。比如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编的那本《人类1000年》中入选的事件，就和《解放日报》“千年百事”专栏入选的事件大相径庭。我在《万象》的文章中也选过23个我认为以往1000年中最重要的发明。但是这些做法，供个人风格发挥的余地还是太小，而约翰・布罗克曼既省力又讨好的办法就高明多了─他在互联网上提出“什么是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的讨论，各界人士踊跃回答，答案自然争奇斗艳，五花八门，他挑出一百份来集结成书――《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确实是既好读又有价值。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怀尔斯（AndrewWiles），“隐居”七年，在完全对外界保密的情况下，猛攻数学史上最著名的难题之一，最后成功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这故事本身确实颇有吸引力，因为在现代学术界已经极少有人这么干了。从表面上看，这本《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似乎只是数学方面的科普著作。但作者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巧思，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写成了一本数学史的入门读物。作者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说起，娓娓道来。每一个重要的概念、每一个阶段性成果，都成为作者讲述数学知识的契机。书中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一条是怀尔斯的成长和工作进程，一条是与费马大定理有联系的各种数学知识。作者很能把握读者心理，讲数学知识时总能“见好就收”，不使读者出现厌倦之感。与此同时，各种用来吸引读者的花絮则层出不穷。
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这个想法虽然在国内尚未深入人心，但引进的很多书籍实际上已经在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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