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0年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业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性进程。期间出版业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3年开始到1998年，出版业的主线是由“规模数量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新闻出版业开始进行治理整顿，治理整顿的思路是治散治滥，压缩整顿小报小刊，后来又发展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延续这一思路，从1993年底开始，正式提出出版业“规模数量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阶段性转移”由此被作为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思路，作为每年新闻出版局长会议的中心议题沿用多年。
在实践中，体现“阶段性转移”思想的具体行动包括：严格控制出版社数量和报刊数量；对出版社出书种数实行书号控制；对出版社的图书和报刊选题的多个类别实行重大选题事先申报备案制度；对成立书店、批发市场、印刷厂等实行严格的数量控制；对“小报小刊小印刷厂”进行治理整顿压缩等。“阶段性转移”的实施，是通过加大出版管理部门对出版资源配置的调控力度，控制出版业的发展数量和规模。
“阶段性转移”政策的实施时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期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作为一条线，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出版单位自身根据发展的需要，自动自发地进行各种尝试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出版社因此而从计划经济下的死亡边缘重获新生，一些出版社则在探索中杀出，成为出版界的“黑马”，进而变成行业巨头。而另一些出版社则在坐待政策中而碌碌无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条线的并行中，还常常发生矛盾和碰撞，如一些出版社出于发展之需，要增加图书、期刊品种，要到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要适应市场快速推出选题等等，因此而采取各种变通手法。
从1998年左右开始，随着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和加入WTO后国外资本进入压力的迫近,“做大做强出版业，迎接国际出版巨头的挑战”成为出版业的主旋律。在这个背景下，集团化发展成为出版业的应对之策，并进而成为新的中心议题。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1998年开始，许多省份纷纷通过行政力量将本省新闻出版局系统的出版、发行、印刷、物资供应等企事业单位甚至专业学校统统整合到一起，向集团化进军。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集团上升为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国家级试点集团，一些没有挤进去的集团则成为省级集团化试点。
集团化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出版集团的成立。该集团囊括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9家国家级名牌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和中图进出口总公司三家发行公司，中国发行集团作为子集团也由其所控股。时至今日，出版业的国家级集团就有出版集团13家，发行集团9家，报业集团39家，期刊集团1家，而省级集团则更多。集团化改革现在仍然在继续推进，其结果如何，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2002年开始，在“十六大”提出的“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分类管理、推进出版业的企业化转制”渐次成为出版业发展的关键词。到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的召开，使出版业的企业化转制真正进入操作层面。在此次会议中，有8家出版单位、7家发行单位和6家报社成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绝大多数是此前成立的各类集团。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多数将以企业化转制作为核心内容，而股份制改造作为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则成为新华书店的主攻目标，并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出版社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在2004年4月9日，中国出版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成为第一个明确为企业的出版集团，出版业的企业化转制由此拉开大幕。按照中央有关精神，在试点工作结束后，企业化转制将成为绝大多数出版单位的选择，三至五年内将全面完成。对出版社来说，“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出路”。
二、10年发展的反思
回顾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历史，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发展速度十分明显，出版业的年出书品种从1993年的96761种增长到2003年的190391种，增长率为96.76%；出书码洋从1993年的136.75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561.82亿元，增长率为310.84%。出版业的改革也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出版企业模式转变，虽然这一转变才刚刚开始。在开放方面，虽然出版业的核心部分仍未开放，但是，在新世纪之初，在加入WTO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强力推动下，图书分销业终于向国内外资本开放。
回顾过去的10年，出版业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也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10年中，出版业虽然从品种到码洋都获得了不菲的成绩，但在最关键的指标出书册数方面，却进展缓慢。出版业年出版图书册数自1986年达到66.7亿册以后，一直在徘徊中止步不前，甚至下降。在1993年，全国出版图书册数为59.3亿册，在经过1999年的历史性的73.17亿册后，又再次回落。在2003年，全国出版图书册数仍然只有66.7亿册，与1986年相等。与狂飙突进的图书出版总码洋相比，册数的徘徊不前，说明行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并不是完全依靠向人民群众提供越来越多有用的精神食粮，依靠拉动文化消费而形成的，还有因为生活成本的改变导致图书价格上扬而形成的。
10年来，我们向老百姓提供的精神食粮虽然有大幅增长，也获得了较大的行业效益。出版行业成为中国效益最好的行业之一，被有关部门计算发现“行业效益在烟草、石油等行业之后位列全国第四”。从1993年以来的10年间，我国出版社数量从505家增加到535家 不算35家副牌社 ，增加了5.94%，年均增长率仅为0.6%；期刊种数从7011种增加到9074种，增加了29.43%，年均增长率为2.94%；报纸种数从1788种增加到2199种，增加了22.99%，年均增长率为2.3%。中国可谓是世界上出版机构最少的出版大国
在行业的体制改革方面，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各行业都纷纷全面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连银行、教育、医疗这些敏感行业的改革进程也逐渐深入到核心部分。但是，出版业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产权所有制度、劳动用人机制、分配激励机制都被延续下来，没有获得实质突破。
直到2003年，在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指引下，以企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为中心的出版体制改革才真正开始破题，出版单位的企业化转制开始进入试点阶段，发行单位的股份制改革也全面启动，以《行政许可法》为基础的政府职能转变也有了实质性进展。
在向社会开放投资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新闻出版业就推出了“三放一联”、“一主三多一少”这些重大改革举措，打破了发行业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多种所有制经济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从而使民营经济到今天占据了一般图书发行半壁江山，并在报刊音像发行、图书选题策划等方面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在加入WTO谈判中开放出版物分销业之后，出版物分销业的投资开放终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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