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理论曾有过最为辉煌的时刻，但是上世纪下半叶，弗洛伊德却随着心理学潮流的转变和神经科学研究的推进而成为历史。但是，现在弗洛伊德又回来了。
说这话的人是Mark Solms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可谓风光无限。这一理论说，人类动机大部分潜藏在无意识的思维中，它们受到压抑，被排除在意识之外。思维的执行装置（自我）拒斥任何无意识的冲动（本我），而后者可能会促使我们做出与我们的文明观念相悖的行为。这就好像是说，也许我们都是一些坏小孩，比如在内心最深处的无意识的思维中都有着想要做个弹弓子砸人家玻璃的冲动，但是因为这种冲动被压抑，被排除在意识之外，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真的做个弹弓子砸人家玻璃。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心理疗法的目标便是溯源而上觅到神经性症状的无意识根源，让它们接受成熟理性的批判，从而消弥其强迫性力量。可惜后来好景不再，到了1950年代之后，随着神经科学家们对大脑的研究日趋成熟，一种描述心智如何产生于神经活动的生物学逐渐占了上风。在新心理学的时代，比较符合潮流的看法是，受压抑的人们之所以不幸，不是因为他们在婴幼儿时期发生的不愉快经历，而是他们大脑内的化学物质不平衡。但是精神病药物学并没有再提出一个宏观理论，来解释人格、情绪和动机等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概念。由于缺少这样的理论模式，神经科学家们便各居一隅，只顾着自己学术兴趣照得到的地方，而不再理会大格局。
但是现在情况又发生了改变。据Solms的观察与分析，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神经科学家，得出了与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ricR.Kandel同样的结论：精神分析“仍然是最一致、最令人满意的心智理论”。弗洛伊德“重出江湖”，世界各地的神经科学家、心理分析学者们正在将往日的对抗前嫌搁置一边，走到了一起，合力打造Kandel所说的“精神病学的新知识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弗洛伊德的大格局的心智结构，似乎注定要扮演类似达尔文进化论对分子遗传学的角色。弗洛伊德可以作为模板，使新发现的各项细节安置得有条不紊。同时，神经科学家也正是为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寻找证据，并找出隐藏在他描述的心智过程背后的机制”。弗洛伊德本人曾经说过，“如果能够用生理学和化学术语取代心理学术语，那我们在描述上的缺陷可能就会消失了”，而如果他能眼见如今这一幕其乐融融的合作场景多半也会感到欣慰了。
Solms分别从“无意识动机”、“为压抑平反”、“快乐原则”、“动物本性”和“梦的意义”展示了弗洛伊德全方位回归的图景。与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中心观点相一致，研究证实无意识心智过程确实存在而且重要。一些病患在他们大脑的某些记忆编码结构受到损伤之后不能有意识地记住特定事件，但他们的行为很明显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神经科学家也已找到了调控情感学习的无意识记忆系统。1996年，纽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Joseph E.Le Doux证明，在意识皮层下面存在一个“神经通道”，连接着知觉信息与产生恐惧反应的原始脑结构。它使得当前事件触发对以往情绪事件的无意识记忆，这些事件导致了无理性的意识反应，比如“长胡须的人令我不自在”。其他一些案例研究也支持了弗洛伊德的主张。
不过，Solms也坦陈并非弗洛伊德说啥是啥。比如弗洛伊德将人类本能生活简单地划分为性与攻击的二分法，神经科学家就不同意。相反，通过研究大脑损伤以及药物和人工刺激，他们已确定出哺乳动物的至少四种基本的本能环路，并且存在部分叠加。照Solms的说法，其中“追求”环路激发对愉悦的追求，并且由神经传递素多巴胺所调节，它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十分类似。
当然了，说得这么热闹，最重要的还是“完成这一工作”。在Solms看来，如果这项整合的工作能够完成，“精神病学新智能框架”能够建立起来，精神疾病的治疗将迎来一个新时代。以往，“人们必须在精神分析交谈疗法和精神病药理学的药方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前者缺乏基于证据的现代医学，而后者则缺乏脑化学与复杂情绪的真实轨迹之间的关联。在对人类思维深刻的综合理解的基础上，未来的精神病学将为患者提供坚实的帮助”。“当现代神经科学家再次考虑这些让弗洛伊德沉迷其中的、深刻的人类心理学问题时，让人满意的是，我们能够在他铺设的基础上继续建设，而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即使当我们发现了弗洛伊德影响深远的理论中的弱点，并且因此修正和补充他的研究时，我们也会对完成这一工作的这项特权感到振奋”。
不过，对Solms的观点，很多人不以为然。比如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J.Allan Hobson称，尽管Solms认为最新的脑研究证实了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的某些内容，但是它却还是没有能经受住严格的检验。Hobson不客气地说：“精神分析陷入了困境，而且无论用多少神经生物学来修修补补都无法拯救它。这一理论需要彻底修正，许多神经科学家宁愿从头开始，并且创建一种有关精神的神经认知模型。”
而另一位名叫Allen Esterson的人则满怀热情地给Solms兜头泼了盆冷水。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学说关于无意识的中心思想就像一个神话，自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来就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却仍被像Solms这样赞同弗洛伊德的作家们在一些通俗文章中加以传播。而对Solms关于“追求”环路与力比多十分类似的论述，Esterson干脆称之为“一派胡言”。他说，我们并不需要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去探索这个世界以及竭力去强化他们的肉体和情绪的体验。而Solms这样努力地将二者扯上关系的做法，在Esterson看来表明了他“更热爱弗洛伊德而甚于正在讨论的主题”。Esterson还将这归咎于美国一些媒体一直对弗洛伊德保持着奉承的态度。当Solms展望说如果科学家能够整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患者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治疗时，Esterson指出，“他没有说的是，至少在英国，被广泛认为是最有效的精神疗法的形式是认知与行为疗法，而不是基于弗洛伊德概念的精神疗法”；而Solms试图将“精神疗法”与“谈话疗法”等相关联的做法，Esterson尖刻地认为那不啻一个毫无诚意的玩笑。在Esterson眼中，Solms似乎更像是弗洛伊德的“粉丝”――对Solms来说，条条大路都通往弗洛伊德，而人们会得到这一印象：无论最近脑研究的结果如何，他都将继续撰写文章，试图找出这些新成果与弗洛伊德某个观点的一致性。(部分译文参阅了《科学美国人》中文版之《弗洛伊德重出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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