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一重要文件。该文件作为中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宗教问题相结合，将宗教界定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改变了以往仅仅把宗教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这个文件大大推动了全国各地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使得长期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的宗教活动走上地面，从而使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逐步正常化，构成了新时期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
与此同时，知识界和学术界对宗教的关注很自然地重新兴起，并直接推动了宗教学的迅速复兴和发展。先是成立于1964年但在两年后（1966年）即停止了正常工作的世界宗教研究所，随着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终于在14年后重新开始了研究活动，并开始招收和培养宗教学方面的研究人才。几乎与此同时，全国性的宗教学方面的学术性组织“中国宗教学会”和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的成立，以及《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和《宗教》等杂志的创刊，都标志着宗教学终于重新崛起于中国学术之林。
上世纪从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云南等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相继成立了一批宗教研究所，各从不同的侧重面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一些省市的社科院还开始招收宗教学方面的研究生。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都相继设立了宗教学方面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有的甚至设立了宗教专业或宗教系，开始招收宗教学方面的本科生、硕士生或博士生。这种种进展向世人展示：中国宗教学在不到20年时间内，就从死里复活并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几乎堪称学术发展中的一个奇迹。
当然，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转变只有在社会政治转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同时，我们必须简略提到的是，众多宗教学者在“鸦片”论战中表现的思想解放，尤其是在以后长时间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纷繁多样的研究成果、理性健全的评价判断、积极诚恳的建言献策、多学科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探讨……，反过来又对社会各界关于宗教的认识、观念与态度之拨乱反正、纠偏求真、理性转变等等，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促进宗教和社会两方面相互适应和良性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和宗教学界内外有目共睹的事实。
正如宗教虽然怀有超越的情怀，却不能超然于现实之外，西方宗教学虽然曾标榜要摆脱价值判断，而其“描述性方法”虽然仍具有基本的价值，但是，就在西方宗教学界开始意识到“规范性方法”不可或缺、宗教学不可能完全超然的20世纪60年代及随后的年代里，中国宗教学界的切身经历已向世人证明，这门学科确实无法超然于社会，更无法超脱出历史！
值得高兴的是，宗教学界的问题意识正在增强。
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迹象，是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基督教文化学刊》自1999年起出版了七辑之后，从2003年起与该校中文系新办学术辑刊《问题》相呼应，改版为每期推出一个集中论题的形式，以求凸显“回到问题本身”的研究思路。2002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专门召开“当代思想学术的问题意识”学术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的60余位知名学者到会，就《基督教文化学刊》和《问题》所倡导的研究思路各抒己见。按《学刊》“改版笔谈编辑说明”的总结，“与会学者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不断涌现、旧问题相继复活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宗教文化，已经不可能超然于俗世的困扰；这样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也愈发可以同信仰的激情相互启发。”对宗教学而言，这里所谓“信仰的激情”，首先应是某种“超越情怀”。这种超越情怀起码应超越世俗的利害考量，但又要对俗世有某种承担精神。这种承担精神，在学术上就应体现为某种问题意识。所以，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确实不仅是可以相结合，而且是应该相结合的。
我们在此想知道的是，这种“可以”和“应该”，能否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现实？
对未来进行展望，应当立足现在，根据现状。关于现状，我们可以举一些典型的、同我们的问题相关的例证：在宗教哲学方面，佛教哲学引人注目的最新成果、方立天教授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两卷，至少同他自己以往的《佛教哲学》相比，已大大凸显出对佛教中国化和佛教对现代中国的意义这一问题的意识；孙尚扬和刘宗坤的新著《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则在历史的叙述中显示出同方立天类似的关注，关注当今中国最引人注意的另一大宗教即基督教的哲学与中国的关系或对中国的意义。在一般性或现代性的宗教哲学方面，从20世纪上半叶（20年代）谢扶雅著译《宗教哲学》，到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何光沪译介《宗教哲学》和《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刘小枫编译《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时间间隔之长，令人沮丧；但在21世纪开端，从周伟驰、胡自信、吴增定、赵敦华等译介《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到胡景钟、张庆熊编辑《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再到张志刚著作《宗教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和何光沪侧重宗教哲学的论文集《月映万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时间间隔之短，令人兴奋；这些书的结构，几乎全部都是以问题为线索的。
当前中国宗教学界还十分关注两个事关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问题，一个是“儒教是教非教”的问题，另一个是“宗教间对话”的问题。对前一个问题的关注，导致了一部重要论文集和一部重要专著的诞生，那就是任继愈主编的《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和李申撰写的《中国儒教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00）。对后一个问题的关注，导致了一系列编、译、著的产生，例如何光沪和许志伟编的两卷《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许志伟和赵敦华编的《冲突与互补》，王志成译的希克、潘尼卡、尼特等的著作，何光沪、张庆熊分别翻译的孔汉思等的著作以及王志成写的《和平的渴望：当代宗教对话理论》等等。这种关注还表现为大量有关文章的发表，以及对一定时空距离之外的相关思考和更多的对话问题的兴趣，具体的例证有吴经熊的旧作《超越东西方》的翻译，何世明关于儒耶对话著作的重版，以及一系列关于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译著出版。其中彼得斯和江丕盛等合编的一本题名为《桥：科学与宗教》，很能表明对“对话”的关注，在主题上可以超越于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而延及人类文明的不同部门之间。
在宗教史学方面，与此相应的是对不同宗教的历史之关注，除了各宗教本身的专史（各教专史的研究已扩展为断代史和宗派史―――如陈兵和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魏道儒继禅宗史后推出的华严宗史，李大华、李刚、何建明的《隋唐道家与道教》，晏可佳的《中国天主教史》等等）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即将出版的两部宗教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世界宗教》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人类的宗教》，距上世纪80年代的两部大部头宗教通史的出版已有多年，而且，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美国学者，而那两部书的作者都属于“前苏联”！
还可以一提的是，继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宗教与世界”丛书多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一套大型的“宗教学译丛”。两套丛书的书名之不同，是两个时代宗教学之处境或发展的缩影：在前一套丛书推出的上世纪80年代，宗教本身从文革以来所受的误解还有待澄清，宗教学者心中的余悸和框框还有待扫除，所以当时最迫切的事情，是要说明“宗教”与“世界”相关，与人生相连，与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各个部门如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等均有密切的关联，从而为宗教研究的必要性以至重要性提供论证，为宗教研究的启动争取社会承认，创造某种社会心理条件。到了后一套丛书推出的21世纪初期，这件事情应该已经结束，所做的工作应该已有一定效果，从而可以直截了当地为宗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了，因为，不单有这么多学者在这么多年里已向世人说明了这门学科的理论价值，而且，从那个时期以来，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同宗教的关联，也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宗教学研究不但具有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说，在宗教学其他分支学科方面，从我在《中国宗教学百年》一文中介绍不少成果之后，进展并不突出，原创性著作依然乏善可陈。尤其是对于国内现实宗教问题的关注，由于体制性原因和指导观念的狭隘，依然很难表现为具体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例如，新兴宗教方面的研究，不得不局限于对国外状况和国外理论的介绍，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不得不局限于古代，对基督宗教的研究也不得不局限于理论性和历史性的研究，因为这些领域涉及国内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工作过程到成果发表都有种种限制、障碍和困难。考虑到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有关领域的学者和官员，均已认识到这些研究的迫切性和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不说，这种状况的确鲜明地突出了观念与体制的矛盾，突出了思想解放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可喜的是，宗教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自身做起，努力把问题意识和超越精神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之中，尽管这样做要克服许多难为人道的巨大困难。
又例如，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两本出版物中，上述问题意识与超越精神的某种结合，已经开始在中国宗教学界显现。一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的“宗教学研究四人谈”中，北京大学宗教系主任赵敦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系教授方立天和何光沪，围绕中国宗教学面临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从研究方法到学科定位，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问题，到所谓“中国学派”问题，直到对21世纪宗教学重大课题的展望，所有的讨论，都蕴含着这种内在的结合。二是前已引述的《基督教文化学刊》第九辑，在其中的“学术会议”专栏里，卓新平、赵敦华、清华大学教授王晓朝、河南大学教授梁工、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以及《博览群书》主编常大鳞和来自美国的杨凤岗教授、来自香港的江丕盛教授，在谈及诸多重大问题的时候，也都似乎贯注着某种超越精神。当然，在这类纯学术的讨论中，学者所表现的超越精神，多半都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而只是在科际、方法、观点、视野等方面的超越。
最后还应该提到另一个可喜的现象，即中国宗教学界的国际交流已日益频繁和得到重视，不论是日常的访问讲学和长期的合作研究，还是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的范围都在扩大，水准也在提高。考虑到现代宗教学是一门发源并发达于西方的学科，考虑到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曲折历史和诸多不足，这种交流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在这种可喜现象中最可喜的，是港台和海外华人宗教学者同内地宗教学者的交流不但正在增加、而且已结出了许多美好的果实。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已举办并将每年举办的邀请不少内地学生参加的博士论文交流会议，台湾辅仁大学举办的主要邀请内地学者的学术会议以及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合作关系，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每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基督教学术会议，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联合举办的宗教学学术讨论会等等。
不能忽略的是，所有这些工作和合作，都是在海内外中国宗教学者共同面临的种种困境中进行的。这意味着，倘若他们不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不具有某种即便不是宗教性的、也必须是超越功利的超越情怀，他们便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
问题意识可以是对千种万种不同问题的意识，超越情怀可以指涉千种万种不同层次的情怀。但是我想，对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而言，尤其是对中国宗教学的学术工作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应是对中国人精神状态及其问题的意识，最需要的超越情怀，应是对中国人精神幸福的超越功利的关怀，应是对包含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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