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读书报》来来往往的实习记者中，我算是相当“持久”的一个。从1998年初到2003年底，我在这个亲切温暖的集体里工作了将近六年。六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这期间，我在北大完成了我“分内”的硕士和博士课程，而“读书报”，则成了我的另一所学校。
在“读书报”的收获，与“读书”相关，
祝晓风是领我入门的第一位老师。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和祝晓风从社科院人口所采访出来，他面无表情地催促我尽快整理采访记录、尽快完成初稿，那就是后来发表于1998年3月25日的《一篇书评问世前后》。我当时就已知道这是一篇涉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科研管理等大问题的“重头”文章，意义重大、线索错综、情节复杂，而我自己却心怯手生，又半途介入，难免萌生畏难情绪。就在我哼哼唧唧表示不敢承担的时候，祝晓风近乎严厉地抛下一句话：“你不想写东西，到报社来干吗？”这句话，不但干净利索地把我的胆怯和犹豫都吓了回去，而且竟然还同时激发了我跃跃欲试的渴望。是啊，来实习不就是要练笔么？初来乍到就碰上这样一个大题目，其实还是一种幸运呢。祝晓风的话确实奏效，以至于在后来遇到重活儿急活儿或是困难的采写任务时，我还会自虐似的把这句在“读书报”听到过的最严厉的话拿来自我激励一下。
回头想想，这六年间的种种心得与收获，其实就是在这个“写”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写的过程，是思考的过程，是追问的过程，是感受的过程，更是学习的过程。
翻检这几年的旧稿，就如同翻阅学生时代的课堂笔记，学习过程中获得的点滴感触、启迪和新知，都在温习中一一重现。譬如我曾做过的三篇关于藏书的大规模采访：《胡适藏书今何在》、《追踪文化名人藏书》和《唐?藏书落户中国现代文学馆》。虽然谈的是书的命运，但从中更能窥见的是人的精神。不论是爱书如命的藏书者，还是那些在历次时代风暴中不惜舍财舍命去挽救藏书的护书人，还有那些不计一己得失把藏书捐献给国家或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的家属后人，以及时至今日仍在为建立文库整理典籍而奔走呼吁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精神与藏书一样，都已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笔财富。透过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透过这些与书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的精神，谁能说我们不是在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凝视、思考和擦亮着历史？
最难忘的是在对胡适藏书进行采访的过程中，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老师给予我的最无私的帮助。他慷慨地把所有材料都交给了我，而那是他经过了大量艰苦工作收集得来的材料，本来准备自己整理出来发表的。他成全了我的采访，就意味着放弃了他自己的写作。他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早一点在有影响的媒体上发出呼吁，早一点结束胡适藏书“身首异处”的局面，早一点使这批珍贵文献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但在此不得不交代一句的是，就在《胡适藏书今何在》一文见报五年多之后的今天，他的愿望还没有实现。胡适藏书分割的问题仍未解决，“胡适文库”也仍未建立，系统研究也仍未展开。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当时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以为媒体的报道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是的我知道。但是，再微弱的声音也值得尝试，再渺茫的希望也值得努力，林馆长本人、沈乃文老师、陈平原教授，还有其他很多人，都还在尝试和努力。与他们一起做的工作，即便尚无结果，我也觉得大有意义。）
这六年中采访过的学界师长，可以列出一个长不见尾的名单了。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叱咤风云，但在接受采访时，却无不平易热情，面对我提出的每一个小问题，都做出极为认真严谨的回答。记得有一次采访李学勤先生，为了节省时间，我事先在电话里提供了采访问题。下午到李先生家，访问结束以后，李先生拿出一张誊写得非常清楚的材料，告诉我这是他的主要观点和一些需要引用的重要材料。他说，把这份材料给我，一来可以确保准确，二来也省得我再去查资料花时间。还有一次采访郭预衡教授。几天后收到他寄来的挂号信，附言说：“洁宇贤契：谈时匆匆，语无伦次。你整理笔削，难免费力。今寄上三篇复印件，可供参考。”类似严谨而关爱的来信还有很多。我保存着它们，保存着我的敬意和感动。
“读书报”给我机会学习，同时也给我机会让我参与到它的建设中去，对此，我心存感激，同时也深感自豪。“读书报”的十年，我的六年，这样的相伴度过。报纸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形式，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生命也得以被固定其间。作者地址：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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