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以□代表）：今年8月，出版界和思想文化界一样，都在纪念邓小平一百周年诞辰，纪念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出版有关邓小平的著作。人民出版社有关这方面的书，更系统、更具权威性，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黄书元（以下以■代表）：
□：如此系统地出版纪念、研究邓小平的图书，是否正体现了人民出版社传统的定位？
■：人民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建立的第一家以出版政治理论图书为主要内容和任务的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从1950年到现在，中共中央以及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对人民出版社的方针任务下达过16次重要批示。中共中央、中宣部明确规定人民出版社的任务是：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经典原著；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普及性读物；出版党史和党建论著；出版哲学、经济、历史、文化等学术著作和人物传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绝大部分都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大多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他们的成果，许多人因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书而一举成名。
□：因为出版界的企业化改制，所以今年对出版界的体制改进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而对人民出版社，包括全国各省市的人民出版社，因为面临不同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基础，意义又有所不同。对企业化改制，您持怎样的总体看法？
■：这问题可以大致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说：第一，出版业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产业。所谓双重性，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出版是一种文化事业，所有的文化都具有两重性，一是它传达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知识、一种价值观，表现为观念形态的东西；但同时，出版物在生产、加工、制造、包装和上市，都和其他任何产品没有两样。因此，出版物是商品。
第二，我国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正在向一个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社会整个的运行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运行规则、运行方向。新闻出版业也不能例外，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上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国内的文化市场和国际的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我国的文化产品要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站住脚，必然要参与国际、国内的文化竞争。这个竞争的市场，需要文化竞争的主体，这个主体只能是企业或企业集团。
第四，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新闻出版业主要是按照计划和行政级别来配置资源，所以有了一个部门，就要有书报刊；有了一个地方，就要有几个出版社、一些杂志、一些报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打破垄断经营、地区封锁、条块分割，怎么办？依靠计划是办不到的，必须要按照市场的规则，引进竞争机制，突破地区、条块、所有制的限制，冲破垄断经营，造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就需要把我们党和国家、政府部门所属的一大批事业单位推向市场，让它参与公平的竞争。
□：所以，您现在面临着计划体制和市场客观环境在两个层面上的冲突：一是从一个出版社内部看，出版社的企业特性，客观上要求这种企业化改制，但是出版社目前却没有这种政策支持；从外部的大环境看，人家都改了，人民社却没有改，是不是面临一种不同的政策环境？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央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文件里明确将我国的文化单位分成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两种，并决定对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采用不同的管理政策：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国家将增加投入，促使其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毫无疑问，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政治体制需要的重大改革，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所以，企业改制是大势所趋，可以说：对于经营性的出版单位，不转制就不能走向市场，就不能打破垄断经营，就不能形成新的市场主体，就不能参与国际国内的文化竞争，就不能适应出版业发展的要求。
所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人民出版社就要重新定位，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新定位。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市场经济下对人民出版社的重新定位，很有新意。请黄社长再具体谈谈。
■：首先，我们是党的出版社，二是国家出版社，三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出版社。传达党的声音，自觉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确定我们的工作方向，这是一直没有变的。转型并不等于转制。中央决定全国出版社都将分期分批转制为企业，仅保留我们人民出版社为文化事业单位，我们理解下一步我们的性质和任务都将既不同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也不同于此前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因此，这不是传统意义的回归，而是文化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新的发展定位，是坚定信仰与寻求多元化发展的和谐统一，是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举措。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不同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必须以坚持社会效益为首要原则，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今后，人民出版社将以更好地完成好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政治任务为主线，努力弘扬主旋律，讴歌时代精神，传播先进文化。还打算按照中央的要求，将经营性部分剥离出来，进行企业化运作，力求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实现经营形式多样化，资本结构多元化，出版内容生动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知道人民出版社有各方面的负担，还有一些是因为出版重大项目客观上造成的效益回收周期很长―――比如《马恩全集》的修订再版，新版全部出齐，要到2020年，在这之前，对出版社来说，这项工作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压力―――这些现实的问题，出版社如何应对？
■：这些的确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我觉得，以后我们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因为有政策优势，就躺着向国家伸手。作为党的出版事业也有个发展问题，也要做大做强，要形成主流文化的强势媒体，党就必须有自己的强大的出版单位。我们将把主要力量放在出版代表国家形象的出版文化工程上―――一些重大项目，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同时，我们也会出一批走市场的图书，增加出书品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管理，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总之，要做的工作很多。
□：从总体上，东方出版社是否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联书店自1951年并入人民出版社至1986年独立分出期间，一直作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使用。“人民”辖制下的“三联”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各科学术著作的开发及国外学术著作的引进工作，成绩卓著。出版过一大批如斯诺的《西行漫记》、梅林的《马克思传》、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哈利的《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傅雷的《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等具有相当影响的出版物。三联书店独立后，上级领导又马上批准人民出版社及时成立东方出版社作为副牌，致力于学术文化精品图书的开发，出版了如“三个面向丛书”、“东方书林之旅系列”、“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世界艺术史”、“东方文化：二十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书系等一批宣传先进文化、深受读者喜爱的丛书。东方出版社目前已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我们会加强东方社的品牌，而在激励机制上，全社完全可以适用同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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