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塘是一个村庄。一个很小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
写《上塘书》的孙惠芬，或者叫隐含作者，居住在一个离上塘村很近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有许多窗子
村与人：动静相宜
除了一个“引子”之外，《上塘书》共有9个章节，分别为“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讯”、“上塘的教育”、“上塘的贸易”、“上塘的文化”、“上塘的婚姻”、“上塘的历史”。上塘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这样的村庄在人们想来只会有土街马车；有村长和各色村民；有鸡毛蒜皮、蜚短流长。不过是农村、不过是农民的日子。然而小说家让上塘村一下子变“大”了，变得仿佛一个小社会，一个意识形态实体，而小说家也变成了社会学家，她把一顶顶煞有介事的帽子戴在了上塘这个小村的头上，到底是不是大而无当或者会不会遮住上塘村的脸甚至从上塘村的头上掉下来，小说家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
就这样，有着四十几户人家、几百亩水田和旱田、三条街的上塘村苏醒了，它既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空间，又与外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生、打工族、流浪儿的归来、电视电话都会给上塘带来外面世界的消息。小说家用“纵身大化，与物推移”的方式开始了建构这个空间的旅程，小说的叙事节奏极其舒缓，语言极其散淡，人物的出现极其漫不经心，仿佛一副沿着画轴徐徐展开的“清明上河图”，无论是房屋建筑、阡陌交通还是鸡犬骡马、黄发垂髫都一一入眼，逐个描画一番。在静态写生式的房屋、老井、甸道、山道、学校等的描绘中，夹杂着工笔白描性的人物剪影，每一个人物都带着一个故事，都有悲喜歌哭，但每一个人的悲欢都不足以阻挡画轴的转动，于是所有的景和人都变成了底色和背景，只有上塘村的面貌越来越清晰。
然而上塘村的生命力却无法离开这些神态面貌各异的人物，或者说是这些人物构成了上塘村的筋骨血脉，赋予了上塘村灵魂。小官僚做派的村长刘立功、德高望众的文化人鞠文采、走出上塘村的大学生、衣锦还乡的申明辉、精明泼辣的申玉凤、傍了大款的张二姑娘、扭秧歌踩高跷的张五忱、扎纸活儿的张五贵、跳大神儿的霍桂英、开豆腐房的王二、开面馆儿的刘娟、还有小学教师徐兰、名声不好的吕雪朋、木匠宁玉刚、邮递员秦快腿、老头王有礼、卖猪时眼泪汪汪的妇女、捏泥人的小孩儿甚至还有死人万平平等等。这其中既有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也有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既有放赖耍泼的家庭妇女，又有满怀向往的姑娘。他们算计着日子，经营着未来。他们既感性又理性、既重感情又讲实利、既固执又忍让、既是非分明又中庸怯懦、既惧怕权利又崇尚公平、既愚昧又智慧、既爱慕虚荣又讲究体面、既斤斤计较又慷慨大度、既健忘又记仇。所有的弱点和美德都在这些自在的人们身上尽情挥洒，他们生龙活虎地爱恨又平平淡淡地生死。
最重要的是，他们构成了上塘村精神维度。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上塘村才在客观的地理以外具有了精神版图的意义，它让身处其中的人浑然不觉却让离它而去的人魂牵梦绕；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上塘村才在国家大事以外拥有了自己切近的政治氛围，村长的权力和鞠文采的德行相得益彰；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教育的意义不仅是对儿童的塑造，也成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效仿和追随；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交通在地理含义之外还有了男女肉体交融和精神沟通的内容、贸易也在经济交往之外附加了礼尚往来的人情，更不用说文化、婚姻、历史这些本来就向人而在的东西了。房子、街道和穿梭其中的人共同构筑了上塘村的动静风物，成就了上塘村的生存。于是上塘的帽子戴得妥妥帖帖了。时间、空间和生命：
自生、自取、自化
“自生、自取、自化”是庄子对待万物起源的态度，他认为天地万物自然存在、各自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自生自灭，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从本体意义上的齐万物到认识意义上的齐是非，认定人极大，“与天地并生、万物一体”，又极小，从命属命，于是人生存就有了辩证的含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上塘书》几乎用一种直觉的方式抵达了庄子的哲学，上塘村极大，又极小。孙惠芬说“然而就是这好处里边，又生出了坏处，就像一块好地，也常常长出秕麻子或老苍子一样。”
在上塘村构筑的时空中，生命的存在是自在自足的，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但也难逃否泰相生、祸福相依的宿命。老汉刘秉德的经历最有代表性，他因为是村长的父亲而享受着村里人特殊的待遇，每家盖房子上梁时象征长寿的小馒头都送给他；然而也正是因为他是村长的父亲，他不能随便安排自己的生活，最终成了两个儿媳争吵的牺牲品，投井自杀，在长寿的祝福和自杀的结局强行在一个人身上拼接的时候，命运体现了非同寻常的力量。不仅人如此，包括上塘村的房子、织草包和织网的买卖在内的万物也是如此。一切都在意料之外，又都在情理之中；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一切又都显得那么坚不可摧。造化弄人，“就像是葫芦里搅了茄子，分不出青红皂白；就像是水塘里沤过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情形是难于判断是非曲直的，于是作家采取了全身而退的立场，让一切自然的出现、自然的消亡，没有判断也没有悲喜，于是整部作品变成了一部黑白电影，表面看去平淡疏朗，仔细看来却混沌迷茫、浑然一体。孙惠芬把乡村的日常叙事推到了极至。
这让人想到以城市日常化叙事闻名的王安忆，让人想到她的《长恨歌》，女人王琦瑶和城市上海共同作为主角而在，它们相互印证、相互注解、相互背叛又相互依靠。还让人想到1940年为呼兰河这个小城立传的萧红，想起那里卖馒头的老头、买麻花的五个孩子、泥水里抬马的路人、吃了瘟猪肉还不能说的小孩儿，还有祖父、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他们共同构成萧红童年后花园的背景，共同安抚接近生命终点的萧红悲悼童年、感叹孤独的情绪。然而无论是写一生沉浮的王琦瑶的王安忆还是写荒凉情绪挥之不去的“我”的萧红，都在极力克制的时候忍不住让日常生活沾染爱恨悲欢。然而，在孙惠芬的《上塘书》中没有这样的情绪，这部分是因为全书没有一以贯之的主角人物，部分是因为孙惠芬的“齐物”和辩证思想。于是这又让人想起同样以乡村叙事著称的莫言。
莫言的叙述腔调与孙惠芬的差别难以道里计，然而他们都是用直觉接近了乡村的生存哲学。无论是莫言活力四射的喧嚣世界，还是孙惠芬凡俗平静的静谧乡村，都实践着一种“齐物”哲学。莫言笔下的花妖狐媚、狗马骡驴、神妖鬼怪总是与人间的英雄、草包一起腾挪跳跃，同作同息，与他天马行空的语言洪流共同完成莫言的文体；而孙惠芬笔下的街道、房子、营生、日子也与人站到了比肩的位置，与小桥流水般的话语共同构筑孙惠芬的纸上时空。无论是莫言质感十足的油画风格，还是孙惠芬疏朗绵密的工笔画格调，人物与周围的万事万物都浑然一体，各自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惠芬与莫言相互补充，完成了当代文坛对乡村世界凡俗和神秘的双重建构。百科全书般的写作：制造一种复述的困难
孙惠芬笔下的上塘村就好像一棵大树，她从树的根部开始写起，一丝一毫都不放过，包括树的枝枝杈杈、每一片叶子，包括树上的鸟巢、蜂巢、小鸟、小虫子、树的凸起、树的年轮，所有的一切，只要有一个起点，她就会用所有的细节去填充。从远处看，树是囫囵个儿的，然而走到近处，稍不留意，就丢掉了线索，分不清楚哪里已经看过了，哪里没有看过，哪一片叶子与另外一片形状相似，哪一个枝子和另一个枝子同属一个大枝子。这种完全与目力同步的进行时叙述方式、这种将细节独立化而瓦解结构的整体性的勾勒方式成就了一种新的小说样式：难以复述的小说。英国作家伍尔夫曾经从倡导意识流小说的角度断言：复述困难是现代小说的最大特征。
如果说王安忆的《富萍》和韩东的《扎根》还有主题性的叙述动力和贯彻始末的虚构故事，只是增加了许多“卫星”事件和“插曲”的话，那么孙惠芬的《上塘书》完全是散点透视型的，即使有焦点也是匆匆停留，她瞩目的始终是有关上塘这个小村的整体形象和整体信息。于是她的作品为阅读和评论都提出了挑战，如何让读者跟随“无事之事”的小说进展而不放弃、不厌倦；如何让评论既控制篇幅、又击中要害都是孙惠芬的难题。在碎片化的、局部的微观行进中，细节淹没了隐喻、冲淡了结构、当然也掩盖了创作者的立场和声音。于是，在读过《上塘书》之后，懂得了在某个偏僻的地方，现代的科技和传媒只是偶然触及到的地方，生活着一群人，他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住着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房子，过着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日子，时间的流淌让他们浑然不觉，然而一不小心，他们和生活的村庄就成了我们从纸上看到的风景，那风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却始终如我们的吃喝拉撒一样平平淡淡。耿占春在《叙事美学》一书中认为：现代日常生活的微观关注与现代生活的平庸判断、生活意义的欠缺相映成趣。于是，用社会学观点关注上塘村的小说家孙惠芬创作的小说也成了一个社会学的文本，于是这又一次切合了“物我两忘”的哲学，然而，这个哲学是上塘村的，还是孙惠芬的，甚或是当代文坛的呢？
荷兰画家埃舍尔有一幅画：一个人在画廊里看一幅城市风景画，这幅画越变越大，最后把这个画廊和观众都包括进去了。描绘乡村风景画的孙惠芬显然也在追求这种效果，于是她在众多的窗户中选择了小说中那几扇，然后发出一声细微的慨叹，等待着又一个黎明的到来。
《上塘书》孙惠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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