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在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 1966）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英国驻苏使馆一秘伯林（1909 1997）突然前来拜访。
当时阿赫玛托娃极其孤单寂寞，已历经三次不幸婚姻。战前，一位医生闯入她的生活，她有意与他结为伴侣。列宁格勒遭围困时，她被疏散到塔什干。当她回来时，才知道医生已同
列宁格勒的不眠夜
伯林原是俄国犹太人，12岁随父母移居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1945年夏，英国驻苏大使馆缺乏会俄语的官员，他被临时雇用，在莫斯科工作。一天他来到列宁格勒，在一家旧书店里偶然听一位作家说阿赫玛托娃就住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他通过那位作家的介绍前来拜访。走进阿赫玛托娃的住所，伯林发现这里家徒四壁，女主人披着旧披肩，却雍容高贵，气质优雅，当年的美丽依稀可见。她缓缓起身，像一位悲剧女王，迎接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客人。
在他们刚见面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伯林突然听到楼下院子里有人喊他，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跑下去。原来是他的大学同窗小丘吉尔，即首相丘吉尔的公子。小丘吉尔说，他在莫斯科当记者，来列宁格勒办事，听说伯林在这里，就找他来了。而这一小插曲后来竟演绎成丘吉尔派飞机来要把女诗人接走的传言。
伯林尽快帮小丘吉尔把事办完，然后给女诗人打电话，问是否还能再去拜访。“今晚9点我等你。”她回答道。
晚上伯林如约而至。他们纵谈文学艺术，女主人向客人打听了许多流亡国外朋友的近况，并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她谈到古米廖夫的死，曼德尔斯塔姆的死，然后念自己的诗。并说：“还有比我写得好的诗，那些诗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诗人的死，那个我爱的和爱我的人……”她指的是古米廖夫还是曼德尔斯塔姆，伯林一时难以分辨，因为她这时泣不成声。她念了尚未完成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虽然还未完成，伯林已意识到自己正在聆听的是一部天才之作。
女诗人又将新作《安魂曲》念给他听。中间停下来，谈到她的儿子、丈夫被送进劳改营的情景，谈到监狱外那些日夜守候的女人们。死亡之幕笼罩着城市的上空，千百万无辜的人遭到屠杀……她叙述着，时而停下来说：“不，我不能。这不好，你来自人的社会；而这里我们被区分为人和……”然后又是长长的沉默。伯林问起曼德尔斯塔姆，她眼含泪水，请求不要再提起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那个我爱的和爱我的人。”她的用语同刚才一样，这时伯林才明白她指的是谁。他俩就这样作了彻夜长谈。
伯林回到住处已是上午11点。据和他一块儿来列宁格勒的同伴说，当他一头倒在床上，就喃喃自语道：“我恋爱了，我恋爱了。”
让20世纪为之骚动不安
年底，伯林的工作结束，将回英国。1946年1月4日他专程赴列宁格勒同女诗人告别。他送给她两本书，她回赠他几本自己的诗集，并在一本书上写下自他俩第一次会面后创作的一些爱情诗（即后来出版的《诗五首》）。分手后，伯林认为拜访女诗人是最令他激动的一件事。
他们的两次会晤都被苏方保安部门所掌握，于是加强监视工作，阿赫玛托娃的房间被安上了窃听器。斯大林看到情报后说：“我们的修女又同英国间谍勾搭上啦？”
阿赫玛托娃同比她年轻20岁的伯林的一夜交谈，达到了心灵的相通，令两人终生难忘。这次邂逅对各自的人生轨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阿赫玛托娃本已十分坎坷的生活道路变得更加险象丛生，同时她也为世上留下了更多美妙的诗篇；而伯林呢，同女诗人的会晤，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他们分别7个多月后，一场无情的风暴朝阿赫玛托娃凶猛地席卷而来，那就是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以及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所作的报告，严厉批判了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决议指出：“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者。……她的诗歌给我国青年教育事业带来损害，因而在苏联文学中是决不能容忍的。”“阿赫玛托娃的题材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并不完全是修女，并不完全是荡妇，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修女。”
决议不仅震惊苏联也震惊了全世界。布宁等流亡在外的作家，本准备返回祖国，但这场运动把他们吓住了。西方国家由此深信斯大林的政策不会有所改变，1946年8月14日也可被看作是冷战开始之日。
阿赫玛托娃明白自己为什么获罪于官方，这与她同英国外交官的私人访谈有直接关系。她写道：他不会成为我的亲爱丈夫，但20世纪的骚动不安/也有我和他的功劳一份。
尽管阿赫玛托娃为会见伯林付出沉重代价，受到巨大的精神摧残，而她始终无怨无悔。自从那次见面后，她就连续不断地给他写情诗，一组是《诗五首》，另一组是《野玫瑰盛开》（13首）。其中的每字每句都闪烁着爱意与光辉：我和你，同样/承受着长久、痛苦的分离。你为什么要哭泣？还是把手伸给我，答应再次来到我梦里。我和你，如同山和山……我和你，在人间无缘再相聚。但愿你，通过午夜的繁星，给我送来你的情意。又如：我们没有呼吸沉睡中罂粟的气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罪过。是在哪些星辰的指引下/我们生来就是苦命？一月的黑暗给我们端来/多么难咽的汤羹？是什么无形的霞光/在黎明前令我们颠倒神魂？
很多人读了这些诗后，都以为他俩有过一夜风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看来这只是女诗人沉醉在自己那美丽的梦幻中而已。
令人黯然的爱情结局
由于苏联之行以及会晤阿赫玛托娃，伯林在莫斯科的叔父被作为间谍迫害致死。这更让他对专制制度充满憎恨，这种情绪洋溢在他后来为捍卫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而写的每一篇文章里。
1956年新婚燕尔的伯林到莫斯科度蜜月，曾与女诗人通电话。当得知他已婚时，对方陷入冰冷的沉默。诗人写道：神秘的不遇，空洞的得意，难言的话语，无声的词句。未相交的目光/不知投向何方。唯有泪水欢畅，可以尽情流淌。莫斯科郊外的野玫瑰，唉！这毫无干系……正是这一切被称做/不朽的爱情。
阿赫玛托娃恢复名誉后，60年代初她的两部巨作得以问世，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从此驰名全球。国外一些学者甚至为她争取诺贝尔文学奖而奔走。1964年意大利授予她“埃特纳・陶尔明诺”国际诗歌奖。伯林自那次会面后，思想发生巨变，此后致力于政治哲学思想及俄国文化思想的研究工作，成为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为自己当年造访女诗人、导致她遭受那么深重的灾难而深感负疚，于是尽最大努力为她多做一些事。
在伯林及其同事努力下，1965年牛津大学决定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6月，在分别20年之后，两人终于在牛津校园里见面。岁月无情，当年高贵而美丽的女诗人如今已变得体态臃肿而老态，看上去就像凯瑟琳女皇，令伯林又惊愕，又感慨。
伯林邀请贵宾到自己宽敞的宅邸做客。当见到年轻秀美的女主人时，阿赫玛托娃不禁用挖苦的口吻说道：“这么说，小鸟如今已经住在金色的笼子里了。”
回国后，她同朋友讲起与伯林会见的情景：“他住在一个美丽的、被花圃、仆人、银餐具包围的城堡里。”然后又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一个男人不应该呆在金色的鸟笼里。”看来，双方持续20年的爱情火花，至此方才归于熄灭。但这并没影响伯林对她的高度评价，他认为阿赫玛托娃是纯洁、完美、道德全无瑕疵的伟大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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