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豹》的作者朱赛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亲王 1896 1957 ，有可能因为他的“身世”，也开始被人提起。因为喜欢电影，不满足的观众开始搜寻小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很多人就是看完了《一树梨花压海棠》从而去读《洛丽塔》的。具有历史相似性的是，兰佩杜萨亲王本人也是因为这部1963年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而获得国际性声誉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导演鲁奇诺・维斯康蒂与演员克劳迪娅・卡迪纳莱、伯特・兰卡斯特一起，与一头豹子在戛纳的海滩上让记者们采访拍照时，作者已去世6年了）。小说在21世纪的某些中国读者中引起兴趣，不过是“历史在重演”，或者说“电影介绍文学”这一国际现象在远东遥远而沉闷的回声。
《豹》这部华丽散文体小说其实在1984年就被敏锐的译者费慧茹和艾敏译成了精妙的汉语。1986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几乎没有什么反响。《豹》作为小说，在国际上也有过6年被忽视的命运。在这期间，英国文豪E.M.福斯特对此现象大为不满，指出此书是“最伟大的孤独作品之一”。同样，我也读到了诗人欧阳江河在1990年写下的诗歌《豹徽》，这首诗显然是和小说《豹》相呼应的。尽管在诗中，豹与贵族重合这个主题的展开没有局限于小说内容，而是几乎穷尽了这个主题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其中，几个段落包含了对小说的某种解读：“豹子的吼叫惊散了羊群/它把回声的震动/减轻到薄如蝉翼的伤害/而它奔放的肢体沉浸在嗓子里……”，这很像一幅萨利纳亲王的肖像：威严而又脆弱。“豹在人的徽章中吼叫/它的前额比以往的愤怒更为广阔”，“豹在它的愤怒中燃尽/它高贵的血吹拂着荒原上的羊齿草”，这两句点明了豹徽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也写出了主人公和豹的共同点―――徒具形式的愤怒和对悲剧命运的漠然。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当贵族与艺术品发生关系，身份多半会是艺术家的赞助人和艺术品的收藏者。文学中对贵族的描写多半也是侧面的。格・格林在小说中提到意大利的贵族时，用令人难忘的笔调写道：“只有八百年的门阀，才能培养出这样的风度。”当兰佩杜萨亲王的小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对“贵族”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定义。
对于兰佩杜萨本人，漫长的家族历史成了他写作的负担（名门望族多半把写作看作是一件令人难为情的事），另一方面，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为准备写作《豹》而度过的。传记作家大卫・吉尔莫在《最后的豹：朱赛佩・迪・兰佩杜萨的一生》中写到《豹》的作者所拥有的是“伤脑筋的、令人失望和悲哀的一生。”他的父亲“自大、尖刻”，“荒谬的傲慢感常使他充满愤怒”，“在与亲戚关于钱的的争执中度过了大半生。”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兰佩杜萨是这样写的：“萨利纳家族几个世纪来从没有人会把自己家里的花销加一加，也不会把自己家里的债务减一减。”堂法布里契奥・萨利纳常说：“每碰到一个亲戚，就是触到了一根刺。”而作者极权的母亲，几乎破坏了他儿子的婚姻。在小说里，我们也看到作者讥讽一个女人经常“掀起家务事的轩然大波”。
作者之所以在1960年前写完这部小说，恐怕也是感到了1860年加里波第登陆并解放西西里100周年给予了他某种压力。身为贵族，他只能从贵族的角度去写西西里的解放。主人公堂法布里契奥・萨利纳亲王的原型是作者的曾祖父朱利奥・托马西，在历史上是一个发现过两颗小行星的天文学家。如果故事讲的是加里波第，多年前的台湾译名《浩气盖山河》就不算荒谬。因为尽管堂法布里契奥出于自尊不愿意当国王的告密者，但对革命的态度不算反感至少也是漠然的。他轻蔑地称加里波第红衫军的军服“红得像大虾”。就那次革命来说，堂法布里契奥根本没有表现出什么“浩气”，他的狭小领地恐怕也不能称之为“山河”。何况堂法布里契奥自己就以他特有的观察角度说过：“迟钝者对风趣者的反感，总会以政治观点为幌子倾泻出来。”
这个“观察浩瀚的外界空间和探索辽阔的内部深渊的堂法布里契奥”心情是常常不好的。西西里长达26个世纪的不幸历史、他的财务状况、他的婚姻、他的子女、维持一个衰败中的贵族家庭的正常运转、外省的平庸气氛、关于加里波第登陆的各种谣言，都让他开心不起来。他对于西西里人没来由的喜悦心情是这样评价的：“西西里人虽然遭受过十个左右不同民族的铁蹄的践踏，但他们相信自己的过去是伟大的，因而有权举行一次奢华的葬礼。”对于别的贵族企图改善财务状况的努力，他揶揄道：“由于他在那里不停地搞农业革新，几乎要把庄园毁了。”作者时常把主人公的苦恼与力图保持威严结合在一起，在读者看来变成了一种令人发笑的东西。作者接着写道：“亲王们有一个守护神，名叫‘良好的教养’。”他宁可自己愁绪满怀，也不去打扰别人的闲情逸致。
正是贵族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打动了读者。与在波旁王朝和加里波第之间无所作为相对应的，是他在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中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对农民的同情、对自身欲望的妥协、对暴发户的轻蔑均在日常事务的观察中体现得很有质感。这种类似于福楼拜的风格也在意大利完成了福楼拜在法国完成的使命：作为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启迪了现代主义。当然这种风格并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的，至少在大名鼎鼎的《经济学人》的撰稿人看来也是奇怪的：虽然这本书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却有这么多的读者。也许这个作者感到奇怪的是，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有那么多东西可写，《豹》的作者却总是用他的生花妙笔去写在个人内心中起伏的细微涟漪。
对于全世界热情读者持续增长的好奇，兰佩杜萨亲王的后代既吃惊又厌烦。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外国的学者，都无法接近到那些还没有编辑出版的珍贵纸片。经过外界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兰佩杜萨亲王的家族朋友大卫・吉尔莫终于胜利进入到濒于倾圮的兰佩杜萨宫，找到了那些信件、日记、笔记和照片―――亲王去世后，这些资料一直都不曾见过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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