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地就是报效祖国

劳动力成本可以低到有吃的饿不死，也可以高到别墅私人飞机。劳动力成本其实就是人的生存底线和人的贪欲之间的折中，经济学上是无法核算的。农民要求得最少，所以劳动力成本就最低，这个荒谬的结论，千百年来却通行无阻。

最近，阿根廷举办了第118届农牧业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始于1866年。除了战争等特殊原因外，基本上每年举行一届，而且规模逐步扩大，展览项目也从早年单纯的农牧产品扩大到农牧机械、生物基因科技、农业金融等方面。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解过来，阿根廷这次博览会搞得非常风光。近10天的展览总共接待了95万参观者，正副总统和大部分内阁部长先后到场。隐隐然有“重农主义”抬头的态势。

18世纪中期路易十五及其情妇的御医弗朗索瓦・奎奈，可算是政治经济学中“重农主义”的鼻祖。他甚至把手工业和正在上升中的现代工业视为无物，认为它们不过是将材料改变了形式而已，只有土地带来的产出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农富，则国富”。当时，法国的财政大臣两次想将奎奈的理论付诸实践，却带来了骚乱和暴动。很快，接踵而至的亚当・斯密把“重农主义”打了个稀烂，“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不是因为屠夫、农民或者面包师的善心而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因为他们对利益的追求。我们不是得益于他们的人性而是得益于他们的自私”，这些名言可以用太史公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概括。古典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把财富的源泉定义为“劳动和资本”，这点直到今天依旧有效。

那么，“重农主义”是否可以东山再起呢？近年来，阿根廷由于金融危机，城市治安恶化，创业和就业前景不佳，一些受过高等教育，有些资本积累的家庭，纷纷出售在大城市的资产，到内地购买农场，投资种植业或畜牧业。看起来，这仿佛是又一次的回归农业，但这不过是现有经济秩序下资本的正常逐利行为罢了，恰好再次证明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如果说西汉时期贾谊的重农思想巩固了两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基础，西方的重农主义则在与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短暂交手中昙花一现。中国的重农主义长期抑制了自然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瞬间也烟消云散。达尔文式的社会竞争中，重农主义的失败不可逆转。虽然现代社会中，再也不可能重新以农业作为基础，但这并不排除农业成为资本新一轮逐利的对象。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取得的成果必然会应用到农业中去，即使在技术并没有大的突破之时，只要农业利润高、竞争小，仍然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投入，直到饱和。重农不再，但农业不会衰亡，因为它在生产着真正的生活必需品。

谁都知道，民以食为天。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汽车飞机摩天楼，却不能没有大米面粉猪羊肉。奎奈一直试图证明，即使粮价过高会导致城市居民陷入饥饿，但非农业人口终究会从良好的农业经济中受益。而亚当・斯密则把资本抬到了崇高的地位，因为金钱只会被地主和教士们挥霍掉，只有转化为资本才能创造更大的财富，从而提高所有国民的生活水平。遗憾的是，从自然重农的古老社会，到抑商重农的传统社会，到工业革命，再到资本社会，农民的劳作和生活都是最苦的，对于农民而言，重农与否都没能给他们什么实际的好处。作为一个生产符号，又是一个文化符号的农民，就在这样矛盾的过程中受着历史和现实的煎熬，甚至在哲人们的理想国中，都找不到农民作为一个阶层的幸福。

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奎奈曾经希望把刨去所有成本的收成作为农业税收的依据，这样可以保证农民有一定的积蓄以购买牲畜、改良生产。但有一个成本是无法核算的，那就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可以低到有吃的饿不死，也可以高到别墅私人飞机。劳动力成本其实就是人的生存底线和人的贪欲之间的折中，经济学上是无法核算的。农民要求得最少，所以劳动力成本就最低，这个荒谬的结论，千百年来却通行无阻。这次阿根廷农牧展中心展厅外有个古老的口号，“种地就是报效祖国”。在西方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也在向着这个目标奋斗的今天，在甚至连工业文明都开始受到信息化浪潮冲击的时代，这个口号确实弥足珍贵。在劳动力得不到尊重也无法估量的前提下，所有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农民都在躬行着这个口号，无私、无奈而又无休无止地进行着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