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发表了那篇引起文坛极大关注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他们在文章中直接挑战了几十年一贯制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新概念，认为应该用“整体性”的文学史观来观察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真正地把握其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正是这
从那以后，文学界在“重写文学史”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已有多部新的中国文学史著问世。一部新的文学史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它的文学史观是否科学、是否有独创性。否则，所谓文学史就只能是历史材料的无序堆积。由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就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注入了新的元素，不仅大大丰富了这种文学史观，而且有了观念的创新，可以说是一种面向新世纪的文学史观。确实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著新探索的又一收获。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者对自己文学史观的表述是十分形象的。他们首先强调了撰写文学史要有“长河意识”，认为“文学史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它原本有源有流，古今一体贯通”。这种表述十分形象地道出了文学史的本质特征。文学史的发展可能有曲折，有高潮也有低谷，但却是像河流一样总是不断地向着即定的方向流动。“一体贯通”就是对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性要求。《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为了在体例上也体现出文学史的整体性，在这方面作了一些重大的调整。除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发展有其特殊性，列专章论述之外，其他的章节基本按体裁来划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单列一章，每一章节的容量是相当大的。以诗歌为例，在这个章节的目录中，没有了过去文学史中常见的诸如“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十七年时期的诗歌创作”、“新时期的诗歌创作”等章节的划分，而是突破原有的文学史的阶段分割，用新的文学史观去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诗歌创作之间的有机联系，上限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端一直到20世纪末，完整地描述了一个世纪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在体例上体现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特征，也可以说，为文学史的整体性叙述提供了形式上的保证。
作为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还特别强调“有源有流”，即注重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源流关系，因为只有在廓清源流的基础上，才能摸索和发现文学发展规律，基于这样的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特别突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内容。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有着极其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该文学史的每一章节的最后，都用了相当的篇幅来专门论述文学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例如“散文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话剧、电影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等。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虽已成为一种共识，但是还没有哪一部文学史在每一个章节里，如此透辟地分析和论述中外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一节里，就作了这样的论述：“影响中国小说由古代向现代变革转型的，首先是西方文化思潮、文学思潮。光靠中国传统小说自身运作，是不可能有20世纪中国小说的现代风貌，更不可能逐步地与世界小说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上的趋同和接轨的。”明白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保持开放的姿态，对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者还认为，科学的文学史观应该包含“博物馆意识”。顾名思义，所谓“博物馆意识”首先就是要求文学史的丰富性，一个世纪的文学历史，其内容当然是相当丰富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的仅“小说”这个章节就列入了80多位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一百年来小说创作的概貌。这与整体性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博物馆意识”还有特定的含义，正如撰写者在该文学史的“导论”中所说，“博物馆”中，不仅要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具有特殊审美价值和历史认识价值的经典。”而且也应该有“在历史上存在过，能反映人类和自然历史上衰弱、腐朽、倒退、消亡等现象的典型物件，它们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认识价值，它们与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审美价值等历史现象互相关联和碰撞，构成了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和丰富性。文学史的研究也有与此相应之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该文学史在“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一章中，专门为极“左”评论家姚文元列出一节加以评述，这一做法是很有胆识的。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还是一部学术性的文学史教材。施蛰存先生当年曾写过一篇题为《文学史不需重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和“学术性的文学史”两个概念。可惜的是在那篇文章里，他没有就“学术性的文学史”展开充分地论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撰写具有较强学术性的文学史教材不仅是教学实践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可能。《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力图为文学史在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之间找到一个锲合点。所谓学术性，简单地说，就是要能将文学发展过程的现象、思潮、作家、作品等上升到理论层次上来认识和分析。这部文学史除了在介绍作家分析作品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学史中为20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专门设立了一章，这在以往的文学史中也是没有先例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者在这方面是有自己的思考和设想的。因为进入这个章节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相当多的都是文学史家，在这个章节里就评述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史》等大量有影响的文学史著。这样的尝试首先就包含了撰写者对于过去的文学史著的反思，其次，也与《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本身形成了比照，使人们更进一步看清楚了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史观念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命题，从中也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撰写者的敏锐眼光。任何文学史的撰写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独特文学史观，面对浩若烟海的史料，就无法解读和整合流派纷呈、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该文学史设专章来论述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关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就使它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阐释更系统更全面，也更令人信服，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这部文学史的学术水准和品位。
像已经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学史一样，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由于是集体创作，在撰写和叙述的风格上还有不和谐不统一的地方。但这部文学史确实有自己的文学史观，有与众不同的体例和创新的内容，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多元格局的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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